宫中之事则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费祎接任主政大臣，两年后出屯汉中；延熙十四年（251年）夏还成都（三代主政大臣，除主政初年为安定政局而有过段时间居成都外，均驻外地。诸葛亮主政四年后～期间还有一年用于抚平南中～即北驻汉中，死后葬于汉中。蒋琬主政三年后即北屯汉中，六年后还驻涪城，最后死于并葬于此地。费祎主政两年后北屯汉中，三年后还成都，旋即北驻汉寿。
费祎遇刺实属意外，阴谋论者自当认为是场阴谋暗杀。费祎既开府汉寿，当会长驻此地，费祎死后亦葬于此。)费祎北屯汉寿。次年于此地开府；延熙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修)所杀于汉寿”。时值岁首大会，即元旦庆典。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驻地从汉中到涪城再到汉寿，这一变迁脉络已经显示出季汉政治的变化。
蒋琬费祎虽不再常驻汉中，却也不驻成都。对他们俩来说，虽不能以大举北伐的军事行动去北定中原，以完成已故诸葛丞相未竟之事业，却当谨受其王业不偏安的政治训条。季汉政治的衰弊: 我们先不妨看看一个小数据，后主在位期间，季汉共实行大赦十三次。诸葛亮主政期间，只实行了一次大赦。后十二次，蒋琬主政时大赦四次，费祎主政时两次，余六次。
季汉越是接近末年，越是密集。诸葛亮去世后，季汉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民间隐匿人口，逃避赋税、兵役，军队士伍逃亡，虚名顶替，“奸巧非一”。吕乂一方面为之防禁，一方面开喻劝导。仅蜀郡一地，“漏税自出者万余口”。蜀郡一都之会，如同京畿，尚且如此，其余诸郡发生的此类情况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吕乂担任蜀郡太守，是在延熙九年接替董允为尚书令之前。
也就是说，上述诸弊端正是蒋琬主政时的季汉国情。频繁用赦，显示出季汉社会矛盾的加剧。诸葛亮“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追思之；蒋琬费祎在制度上沿袭诸葛亮成规，社会矛盾却愈演愈烈。季汉社会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后主本人和季汉中枢政情的变化。季汉自诸葛亮后不再设有丞相，政事重归尚书台，故蒋琬主政初期，即以尚书令主持政务，后则以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以大司马开府，但先驻汉中后驻涪城，他已不再能如诸葛亮那样以留府主持后方日常政务。成都日常政务由尚书令主持，故蒋琬北驻汉中，费祎即接任尚书令；费祎北赴汉中，董允即以侍中守尚书令。蒋琬之后，季汉不再设大司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直到遇刺前一年才以大将军开府汉寿。费祎从延熙十一年即不驻成都，则成都日常政务当由尚书令主持。
蒋琬费祎身为主政大臣而常年驻外，只是在重大事情上拥有优先表达意见的权力。基于这一形势，蒋琬病故前，季汉中最关键的角色实为董允。董允在病故前以侍中兼守尚书令。董允与蒋琬费祎二人内外维持，尚能保持季汉政治的基本气象，董允与蒋琬同年病逝，侍中和尚书令这两个中枢要职均易他人。董允死后，陈祇接任侍中。其“多技艺，挟数术”，深得后主宠信。
董允在时，后主便深感压抑。建兴十二年，季汉即发生过一件近似于宫廷丑闻案（即刘琰之妻胡氏事件）事后，董允规定，大臣妻妾不得再入宫朝庆。后主追怨董允，“謂为自轻”。陈祇任侍中长达十二年之久，吕乂死后，陈祇又以侍中守尚书令长达八年！景耀元年（258年）陈祇卒后，“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下诏谥陈为忠侯，几可直追诸葛亮！?唉！黄皓操弄国柄，姜维欲除之，后主为之袒护，以至于姜维怯而求出避祸。
《庞统传》附其子庞宏事，记载:刚简有臧否，轻傲尚书令陈祇，为祇所抑，卒于涪陵太守。《姜维传》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臣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黄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立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复还成都。当然陈祇黄皓等人上位弄权，亦是后主刘禅为加强其中央集权的结果。只可惜陈祇黄皓之辈之才德远不及诸葛等贤臣，后主之资亦远逊于先主刘备！景耀年间，吴使薛珝聘蜀，归去后，吴主孙休蜀政得失。
薛答曰: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謂乎！三、曹魏君臣的文治武功及其对孙刘的影响:对孙刘联盟的离间:早期曹孙刘三家的相互作用，孙刘联盟自建安十三年（208年)经鲁肃牵线搭桥后又经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协商逐步建立起来！但双方就孙刘联军所占的荆州再划分之事差点倒戈相向，联盟内部逐渐出现裂痕，荆南四郡也一分为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