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被“授之以方笔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完全可以依据战况而自己决定是否退兵。无论是后主还是李严，都不能令其退兵。而其退兵的唯一因素就是粮草供给的问题。季汉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秦岭地形对季汉交通的制约，构成季汉在战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软肋！为改善粮草运输，诸葛亮发明了木牛和流马。
木牛在建兴九年出陇西时首次投入使用，流马则是在建兴十二年出斜谷时首次投入使用。木牛应该是一种小推车，流马则是一种狭长的快船。但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的作用，治标不治本。若遇雨季，秦陇一带的交通状况就更糟了。诸葛亮三次大举出兵，第一次大举是在正月，后两次均在二月，即可能考虑到秦陇交通与季节性气候的关系。
季汉军不是粮食筹集不足，而是在运输上的困难。诸葛亮最后一次大举北伐，未料到在渭南陷入僵持。此为汉魏两军对峙时间最长的一次。截至退兵为止，季汉军的粮草供给尚未成为问题。双方“相持百余日”，军事上的对峙逐渐演变成意志的比拼。巍巍秦岭尚不能使诸葛亮的意志屈服，司马懿自然不能使孔明屈服，日后死去的诸葛丞相能吓退司马懿。
但若是苍穹的意志呢？那一年，秋风萧瑟，诸葛丞相～病逝了！！！呜呼悲哉！季汉国策调整: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政。蒋琬是诸葛亮密荐的接班人。诸葛亮北伐，蒋公琰先后担任留府参军、留府长史，处理后方日常政务。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先是担任了尚书令，旋即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次年四月，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在短时间内，蒋琬便完成了全面接班。蒋琬开始面对后诸葛亮时代的季汉政治。延熙元年（238年)冬十一月，蒋琬出屯汉中。其契机是上一年辽东公孙渊反魏。（司马懿仅用了十个月讨平了公孙渊）蒋琬出屯汉中，也只是待机出兵，而且特别强调了联盟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和有隙可乘的前提条件 。魏景初三年正月，为季汉延熙元年十二月，也就是蒋琬屯汉中后的第二个月，魏明帝病死。
蒋琬仍未出兵。蒋琬开府汉中，次年三月，加大司马。在汉中，蒋琬提出过一个新伐魏方略。（沿汉水东下，规取东三郡)但此路颇险！此方案实际上并未执行过。延熙年间，季汉面临了一种国策调整的需要。季汉急需确定一个合适的军事路线，此路线应该既与诸葛亮的遗志相符合，又与季汉当前政治现实相适应。延熙四五年间，季汉在酝酿国策调整。
（参与人主要有蒋琬、费祎、姜维、马忠)其过程无从知晓，但结果清晰可见，延熙六年（243年）蒋琬从汉中还驻涪城。此举意味着季汉不再大举北伐，而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方象征。偏师蚕食方向选择了凉州。蒋琬亦于246年病逝！（姜维也开始了其大小共计十一次的北伐行动238～262年）季汉国策调整的另一个迹象是军政高层人事的变迁:守南中的马忠加镇南大将军、统汉中的王平加镇北大将军、督江州的邓芝迁车骑将军，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遥领)；费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董允加辅国大将军。
在延熙六年，季汉不再大举北伐，总体上向内收缩，加强四境的防御，而仅以姜维率偏师伺机北出。鸽派抬头，军事上战略收缩: 姜维认为“自陇以西可断而有”，在一定程度上，姜维仍在延续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但此举跟调整后的国策不符，故而费祎常限制姜维的兵力。季汉集团在政治上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
但在军事上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象征。这一国策一直延续至费祎遇刺身亡（即253年）。从延熙初年到蒋琬去世，季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三英共治的局面。延熙元年蒋琬北驻汉中后，费祎即接替其尚书令的职务。延熙六年，蒋琬还驻涪城，费祎则接替其大将军之位，并录尚书事。延熙七年，费祎从汉中御敌凯旋，又接替益州刺史的职务，董允长期负责宫省之事。
“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此显示出蒋琬对费祎董允同样尊敬，董允固辞不受。延熙七年，费祎北赴汉中，董允则以侍中守尚书令。三英共治，维持了诸葛亮的政治路线。蒋琬董允皆在延熙九年（246年)病逝。费祎接任主政大臣水到渠成，季汉的大政方针亦无重大变化。董允病故，陈祇接任侍中，吕乂接任尚书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