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6页）如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强调打歼灭战时要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概言之，进攻一方总是至少要有多于防御一方三倍以上的兵力，才能去取得胜利。韩信的兵力之于赵军是一比七，用进攻的方式破赵，显然是胜机不大。而当韩信把主客互易，调动赵军来进攻自己时，则就弥补了兵力不足的劣势，用数学方法简单计算就是兵力对比已经无形中缩小为一比四了。
当然，对赵军来说，以七比一的优势进攻汉军，获胜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兵力的优势只是取胜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绝非充分条件，它还需要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国的诸葛亮曾说“布阵之道，在乎临时先料敌之多寡，我之强弱，彼之虚实，象地之宜而宜之。”（《诸葛孔明异传》卷之五，《布阵》）韩信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这一要求。
但他又不仅仅就做到这一步而罢手，而是在布完背水阵之后，思忖如何充分运用这个阵，调动自己部属的积极性，发挥部队的最大战斗效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抗金名将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破赵之战，韩信布背水阵，巧妙运用各种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一个早晨就将十分难以获取的胜利拿到手中。
看似弹指一挥间，实则其中包含的用兵艺术则至高至深。也难怪当时那些人如坠云雾中，莫测其一二了。 由此可知，背水阵的成功，绝不仅仅就是一个士气就能决定了的问题。它包括了兵力的部署，兵力的分配使用，主客态势的转换以及对方将帅弱点的利用等等。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治气、治力、治心、治变”这四治的有机结合，从而产生巨大的效能。
因此说，分析一场战争的胜利，不能只看到一种因素的作用而忽略其余。事实上，一场战争的胜利，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背水阵已经充分地为我们进行了诠释。 不过，笔者想指出的一点是韩信的背水阵确是不得已之作，是“行险”、“侥幸成功者也”（《井陉县志·艺文志·韩淮阴背水阵论》）。韩信的成功，除了他超凡卓绝的军事才能之外，不能不说是赵军统帅的迂腐和无能将胜利拱手赠与韩信。
战争未爆发前，与韩信同属“兵权谋”一流的李左车（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广武君》一篇，班固将其列入“兵权谋”，放在韩信兵法的前面，惜已失传。）向陈余献上一条上上之计：“闻汉将韩信涉西河，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 ，师不宿饱。
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臣假足下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食，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 （《史记·淮阴侯列传》）如果陈余采纳了李左车的计谋，战争的结局则可想而知了。
然而满脑子酸儒思想的陈余，说什么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同上）真是让人很难以相信，几百年过去了，竟然还会出现春秋时期淝水之战中宋襄公那样的“蠢猪式人物 ”（毛泽东语）。
最后，陈余落个兵败国失，身首异处的下场，纯粹是咎由自取。 另外，我们从韩信战后对李左车的态度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韩信破赵之战胜利的来之不易。他先是“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史记·淮阴侯列传》）。当有人把李左车绑至其面前时，韩信是亲自“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同上），并问攻燕之策。
才高八斗的韩信对李左车如此恭敬，足见韩信对李左车献给陈余的计策是多么地心有余悸和深深倾服。 所以，背水阵前无古人，后来者亦很少有人能再效之。这表明，背水阵确为一时一地之作，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指出这一点并不意谓着贬低韩信背水阵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韩信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相反，它更能够说明韩信在条件极端困难，环境极度险恶，看似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谋划，敢于冲破旧观念和所谓常规的束缚，大胆创新，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一点一点地去创造胜利的可能性，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