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个比较就需要从战略地理变迁入手，分析二者所处时代的不同特点。刘邦的战略模式与成功的原因刘备和刘邦的前半生都在颠沛流离中渡过，论行军打仗，二者都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战绩。刘邦顺应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在反秦斗争中壮大了实力，趁着项羽与秦军鏖战的机会，进入关中，接受了子婴的投降。按照“先入关中者王”的约定，刘邦应该被封到关中，可项羽在分封上明显打压了刘邦，将他赶到了巴蜀。
在谋士张良的谋划下，刘邦再次找到鸿门宴上帮助过自己的项伯，此时的刘邦已与项伯成了儿女亲家，无论如何都会帮忙说上一番好话。这次请求项伯帮忙，主要是为了说服项羽将汉中之地分封给刘邦。按照张良规划的战略，是想通过巴蜀、汉中立足，伺机夺取关中，达到秦国当年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姿态为何如此吸引张良呢？这个战略姿态的核心不是巴蜀与汉中，而是关中地区。
从春秋战国到秦扫六合的数百年间，我国总体上呈现了东西两大核心区域，一个是中原，另一个就是关中，这就是黄河流域鼎盛时期的两大战略中心。这两大中心区域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粮食就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粮食就有了聚居的人口，税收、募兵也就有了保障，这是文明起源的地方，也是文明发达的地方。与中原地区相比，关中没有便利的交通，却拥有中原不具备的封闭式结构。
它被称为是四塞之地，四面环山，以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险关要隘组成天然的防御体系。所以关中平原要比中原、华北平原拥有更稳定的农业发展环境。在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区域，一是楚国所占据的江淮地区，另一个就是四川地区。江淮地区以水系编制成了稳定的产量基地，在一定时期内，繁荣程度不亚于关中和中原；四川地区则因较晚进入文明视野，并不被重视，常被看做是教化之外的地区，但巴蜀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封闭独立的结构，四川盆地同样是天然的优质产粮区。
秦国发展的奠基人应当是秦穆公，在他执政时期，秦国彻底制霸了关中地区，这是秦国能够入列强国的资本。但关中地区的局限性并不足以支撑秦国向东称霸，所以秦国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用以支撑它东出的野心，这个养分的供给就来源于汉中与四川。汉中在春秋时期叫南郑，在蜀人控制之中，秦与蜀围绕此地不断发生战争，期间易手数次。
公元前387年，秦国借商鞅变法的东风，出兵攻灭了蜀地，将汉中地区牢牢控制住，并以南郑为中心，在方圆六百里内划地设立汉中郡。随着巴地再被秦国吞并，就形成了四川、汉中、关中连成一片的格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战国策·卷三》四川、汉中、关中这三个区域，在分离状态下只是能够独善其身，但如果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一个规模庞大，整体封闭，内部互通的战略综合体。从防御上看，巴蜀地区与东部的交流几乎是隔绝的，它只能通过汉中交接关中。传说古蜀国的国王鳖灵曾经是楚国人，有一天不慎落入长江后，并没有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一直冲到郫（成都），而且被打捞起来后还能复活过来，这才打通了楚国与巴蜀的联系。
由这种神话故事可见，当时的航行技术下，外界很难通过水路进入巴蜀地区，只能通过这样的传说寄托对巴蜀的向往与好奇。巴蜀与关中连接后，只是作为关中政权的附属地区，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资源，而且不用担心来自东方的压力。关中地区的四塞地形，更是成为关东诸侯难以逾越的险关要隘。春秋时期，楚国为了答谢秦国的出兵援助，将秦岭南麓的商於六百里战略要地割给了秦国，秦国在此修建起武关，沿着伏牛山脊立起了南阳长城，隔绝了由南阳盆地进入关中的路线。
秦国在丹阳、蓝田之战后，从楚国手中获取了上庸地区，至此，汉中全境尽归秦国，楚国便无法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从进攻上看，关中政权从汉中、四川汲取大量资源以后，就有了东出的资本。而我国地貌的整体走势是西高东低，关中政权打击东部平原地区时，是一直保持着俯冲的姿态，这在冷兵器时代是尤为重要的。而秦国占领上庸后，则打通了汉水流域与长江流域，两条水路都为汉中、四川向东进军提供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