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这是宋徽宗退位之时，发布的《罪己诏》里面的一段记载，从这段记载当中，可以得知晚年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正是由于自己的贪图享乐、放纵下属，才会造成北宋的腐败、衰亡。腐败之兴，兴于变法无论是宋徽宗，还是“六贼”，他们都是宋神宗跟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
同时“六贼”的崛起，也归功于他们变法派的身份。明朝时期知名学者商辂在其编撰的《续通鉴纲目》里面提出了：“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这样的观点在两宋宋时期更加普遍，宋徽宗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杨时认为造成北宋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在他看来：“蔡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
“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南宋初年中兴名臣南宋赵鼎也曾说过：“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宋高宗赵构同样也认为：“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如此众多的学者，名臣将北宋腐败、灭亡的根源指向王安石，其实是不无道理的。除了因为蔡京等人变法派的身份以外，更多的还在于，造成北宋贪污腐败风气的恰恰是王安石的变法。
王安石心忧大宋江山，推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本没有错。错就错在，王安石变法的部分措施，以及变法时下层官员推行变法措施时的“扭曲”。比如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当中，比较出名的“青苗法”。“青苗法”的初衷是在灾荒之年，由政府出面给农民低息贷款，让农民安稳地度过灾荒之年。这样就避免了之前老百姓在灾荒之年向地主借高利贷，避免老百姓家破人亡。
但是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却变成了官员赚取暴利的工具。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今出钱货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道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 家之负。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本来是帮助老百姓度过灾荒之年的政策，却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变成了强制推行。
每一个县府每一年都要有贷款任务金额，如果将钱借给贫农，最后就达不到考核标准。于是底层官员便强迫那些中农、富农来贷款，本不需要贷款的中农、富农最终因为贷款而家道中落。然而这些贷款产生的利息最终却都流到了那些官员的口袋当中。这样被扭曲的变法措施还有很多，而这些扭曲的变法措施则成为了官员们横征暴敛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北宋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商鞅变法压榨百姓，商鞅本人死有余辜吗？
其实，商鞅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要把秦国变成一个一直处于战时体制的国家，让秦国能够实现全国总动员，将所有潜力激发出来。在商鞅的严刑峻法之下，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内，秦国就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且夺回了失去已久的河西！如果说商鞅在变法中有什么错误，那么始作俑者并不是商鞅而是秦孝公。如果商鞅死有余辜，秦孝公才是首犯，他应该怎么处罚呢？（商鞅影视形象）第一，秦国持续衰落，秦孝公寝食难安。
秦国在春秋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当时秦穆公向西方发展灭掉了12个西戎国家，拓地千里成为东周在西部边境的屏障，并且因此得到了周天子的犒赏，成为西方诸侯之长。但是，秦孝公之后秦国开始衰落了，而到了战国初期，由于他的东方邻国魏国率先通过变法强大起来，而遭到了攻击。而且，魏国那个时候来了一个著名的将领吴起，让秦国的压力更大了。
吴起这个人帮助魏国组建了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军队魏武卒，他率领这支军队攻占了秦国大片土地，还曾经率领5万魏武卒打败了50万秦军，搞得秦国岌岌可危。还好，后来魏文侯逼走了吴起，减轻了秦国的负担。但是魏国还是那么强大，在魏国的威胁下，秦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孝公时期。秦孝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国家变强大，不再遭受这个东方强国的侵略，整日发愁，可又找不到办法。
第二，为了使国家能够强大起来，秦孝公选择了不择手段，所以商鞅给他制定了最严苛的刑法。正在秦孝公为国家如何强大不再受到欺辱而寝食难安的时候，商鞅来到了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商鞅见到了秦孝公本人。商鞅来自当时的天下第一强国魏国，让秦孝公决定好好跟他聊聊。商鞅第一次跟秦孝公讲了很多国家大事，一般的政治人物应该会听的津津有味，但秦孝公不是，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