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跟野史里神乎其神的“杯酒释兵权”比起来，赵匡胤真正奠定北宋百年太平的，是接下来另两条国策。一是“削夺其权”，从北宋建隆元年（960）开始，昔日各个“方镇”的“马步判官”，即司法官员，一律改由朝廷派遣文官充任。“方镇”的死刑权也在两年后被收回。各个方镇的“镇将”，也陆续换成朝廷派来的县尉。各地的“方镇”将领，更必须解散亲信“牙将”，撤销所有“幕府”。
昔日“藩镇割据”的基层结构，没几年被砸的粉碎。二是“制其钱谷”，地方“方镇”之所以跋扈，除了有兵更因有钱。于是从乾德二年（964）开始，地方“方镇”可以截流财政收入的“留州”特权，被完全废除，各地负责财政的转运使，完全向朝廷负责。方镇亲信操纵的官市税收，也被京城派来的官员取代。昔日横征暴敛的苛税，从此被大量废除。
哪怕方镇们手里兵再多，没钱？照样养不起。如此折腾几年后，昔日各地位高权重的“方镇”节度使们，几乎都被废了武功。这些“识趣”的老油条，也就顺水推舟，主动放弃了手中权力，从赵匡胤手里领了份闲职后欢度晚年。而“杯酒释兵权”里的几位“主角”们，更对赵匡胤的苦心看得明白。比如被“释”了兵权的王审琦，后来其老部下犯法后被县令惩治，部下们纷纷嚷嚷不公，王审琦却赶忙教育部下：“五代以来，方镇强横，县令不能专任其职事。
现今天下治平， 我为方镇 ，而所部县令能黜去奸吏，诚为可赏。”这话，明面上是在歌颂赵匡胤，其实也在敲打自家兄弟：“醒醒吧弟兄们，时代不同了。”参考一下五代时期，军头跋扈叛乱不断，战乱不停的惨剧，再看看后来王审琦的叹息。必须说：“杯酒释兵权”也许是出小戏，但能以和平的手段，亲手结束那样一个五代乱世，如此赵匡胤，堪称英雄。
而对于北宋国祚来说，赵匡胤更重要的贡献，是留给了继任者们一支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的强大禁军。在宋辽战争初开打时，强大的北宋禁军，曾经创下十天急行五百里的神速，且不经休息，就在野战里痛打辽国主力。其强悍的战力，竟吓得第一次幽州之战里的辽国胆颤不已，纷纷闭关自守。如果不是彼时的宋太宗“军事兴致”大发瞎指挥，“收复燕云”的伟业，本该和“杯酒释兵权”的难度一样，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看看接下来宋太宗的“阵图”，以及北宋和平年代里膨胀成“冗兵”的禁军，那更不得不一声叹息：赵匡胤一生煞费苦心种下的“军事大树”，就这么被后来人“养歪”了。靖康之耻的一幕，何尝不是“养歪树”的悲剧？参考资料：汪圣铎《细说宋太祖》、高天流云《如果这是宋史》、《宋史》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持功自傲的大唐功臣尉迟恭，却一改往日作风，原因是为何？
尉迟敬德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门之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诛杀了李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这是他莫大的荣耀和功勋。但是，尉迟敬德也因此有些飘飘然起来，他这个人性格本来就比较张扬，现在仗着有功劳，就更狂了，不把宰相们放在眼里，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都处不好关系。为了缓和尉迟敬德与宰相们的关系，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外放，到地方上担任州都督和刺史。
贞观三年（629）出为襄州都督。但是，尉迟敬德自我调整的并不好，恰恰相反，他还有点怨气，并最终在贞观六年（632）来了一次大爆发。贞观六年（632）九月，尉迟敬德参加宴会，发现宇文士及的座次排在了他的前面，于是很生气，和宇文士及发生了冲突，这时，原本班次排在尉迟敬德后面的李道宗上前劝说，结果被正在气头上的尉迟敬德打伤了眼睛。
事后，太宗把尉迟敬德叫来，对尉迟敬德说了一段话：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意思是说，我（李世民）观看汉朝历史，发现刘邦的功臣很少有得善终的，内心非常怨恨刘邦。
因此，当我当上皇帝以来，一直想保全功臣，使功臣子孙不至于断绝。但是，你（尉迟敬德）为官多次触犯律法，我才知道，韩信和彭越被杀，不全是刘邦的过失。国家大事，在于赏与罚，非分的恩典，不可多次施行，希望你加强修养，遵守律法，不要留下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次谈话以后，尉迟敬德就收敛了很多。可以说，尉迟敬德后来得以善终，多亏了李世民的及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