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宋朝之外，中国古代王朝，都是前期到中期力拼北方游牧民族，甚至碾压北方游牧民族，到中期以后，就屡战屡败，打不过北方游牧民族了。到了王朝的中后期，社会中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土地兼并，就会越来越严重，穷人，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过日子。
汉王朝缔造者之一的张良最后结局如何？
张良的贵胄出身先天优势使其深谙帝王心术和君臣之道。根据《史记》记载，张良乃韩国贵族家庭出身，祖父张开地连任韩国三朝相国，父亲张平也为韩国两朝相国，古史书称“五代相韩”。自幼出生在韩国贵族之家，出入王宫禁地，打小就对朝堂斗争、宫廷政治耳濡目染，深明帝王心术和熟谙君臣相处之道。这从张良始终与刘邦保持微妙的关系看得出。
刘邦进军关中灭秦时，张良高明地以沛公的客卿身份自居而不是臣子主谋的身份，即他自称的“为韩王送沛公”一语道出他与刘邦微妙的关系：刘、张非君臣关系，乃有朋友之谊。到汉六年刘邦大封功臣时，以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功劳可得“自择齐三万户”的丰厚奖赏。但有意思的是，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齐王韩信不同（破齐地时韩信主动要求自立为齐王，刘邦大怒），张良谦然婉转地拒绝了刘邦的丰厚奖赏，并不忘提醒刘邦：“始臣起下那，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
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他自己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也说过自己曾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为列侯，已经算是布衣之极，对他自己来说已经足够了，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从赤松子游”。张良婉拒刘邦的丰厚封赏，而只时象征性地（直接拒绝帝皇的封赏肯定也让皇帝挂不住脸，全数照收帝皇的封赏肯定受猜忌）要1万户封赏，并要求要与刘邦初次相遇的留地，以此表明自己很看重与刘邦的相识，愿意以遇到刘邦的留地为封地，以纪念两人的朋友之情。
刘邦是个念旧的人，这种“君臣 朋友”的巧妙定位，使张良在刘邦和汉初政治中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时机得当进可以以功臣身份影响朝局，时机不利则退可以以朋友身份置身事外，远离政治纷争，保全自己。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张良把自己定位为“帝者师”的身份。张良既不是刘邦嫡系的丰沛集团一员，出身又远远高于来自社会下层的丰沛集团诸人，此种处境非常尴尬。
若举措不当易受猜忌。因此，他把自己定位为“帝者师”而不是领兵打仗、掌握实权的儒帅儒将，并始终坚持不领兵打仗、掌握兵权，不担任重要职务、掌握权力，以便能更从容地为刘邦出谋划策，在政治上也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不遭他人嫉妒，不受君主猜疑。从史料上记载，张良并非不能带兵打仗，他自称的体弱多病多半也是托词，他只是不想把自己置身于权利斗争的漩涡中而不利于自身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先说年龄，史籍记载，张良父亲平死后二十年秦灭韩国，后十年秦统一，又十五年秦朝灭亡，汉十二年刘邦死后，张良“后八年卒”，据此可以推算张良卒年至少近七十岁。在古代“五十知天命”和“人生五十不称夭”的时代下，张良可谓高寿，所谓多病也许是实，但并不严重，根本无法成为“未尝特将”的理由，恐怕更多的只是一种避免掌握军权，受到猜忌的借口。
从马后炮的角度说，看看汉初哪些掌握军权、立下盖世军功之人，如韩信、彭越、英布等非丰沛集团出身之人下场悲惨就能够一目了然。明于知人的张良更有自知之明。他作为一个谋臣为刘邦出谋划策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能够为刘邦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建立更大的功业，何必去带兵打仗、掌握军权，以惹自己一身骚？另外一个事也能侧面说明张良并非不能“特将”。
一方面，年少时的张良是个热血青年，最初破家求士刺杀始皇帝，博浪沙一击，震动天下，其胆略勇气可谓惊人；另一方面，张来博浪沙一击失败后来避祸下郑，遇上奇人黄石公，得授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由此可见，张良是深谙兵法韬略的。同时，张良还曾有带兵打仗的经历，并取得了很大战功的：“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 击破杨熊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