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改元五凤后，第一年夏天就有令人匪夷所思之事——“交阯稗草化为稻”（裴注引《江表传》《搜神记》卷六）。杂草变稻粱，荒野成粮仓，岂非太平气象？但《搜神记》《晋书》五行志却认为是灾异，是“草妖”。在占候家看来，这变种孕育某种灾异。史家认定的事验则是孙亮被废，数年之后大将军孙以孙休取而代之。玉镂雕龙纹佩，战国，1957年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一号墓出土，长10.4厘米、宽5.5厘米、厚0.6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数据库）可见，很难就一物而言祥瑞或是灾异。
有时候明面看是龙凤呈祥，却被史官和占候家解读为蛇孽、羽孽或草木妖孽，自是找出昏君贼臣的某些烂事与之对应。这不能不让人作想，被视为表象的祥异与作为征验的史实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如何相关联？其实，好像没有什么规律性，祥异与史实之间是一片言语芜杂的开阔地，任由象征、隐喻、连类取譬的修辞手法充塞其间。所以，究天人之际，难免凶吉参证，互文见义。
就具体征象而言，要看从哪个方面解释，而史书记录的事验往往甩出一种脑筋急转弯式的解读路径——东吴太平三年（二五八），孙废少主孙亮，立孙休为帝。《吴书》三嗣主传专门拈出孙休为琅邪王时的一则轶事，曰：“居数岁，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孙休以藩国继位本属意外之获，这个“乘龙上天”的美梦自然被作为吉谶。
可是孙休死后，大臣们不让太子嗣位，另立乌程侯孙皓，殊不知“顾不见尾”竟是凶验。孙休的儿子未能嗣位，恰好暗合那条缺了尾巴的龙，这种比附充满文学意味。围绕孙休之缺嗣，另外还衍生出好几个段子。如传谓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此事亦见《搜神记》，这死人复生之验正是孙皓顶了太子。按干宝说法：“乌程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孙皓是前废太子孙和之子，原本是“废故之家”，这下不啻死棋走活了。另一则，又以衣服之制喻以孙休父子得位与失位，互见《搜神记》与《宋书》五行志。有谓：“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裾）一二。盖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上衣长，是说孙休占了大便宜；下衣短，则谓太子真是太亏了。
再看其事其验，有如谜面与谜底，故事生成即已指涉应验之史实。《三国志·吴书》卷三为孙亮、孙休、孙皓的“三嗣主传”。此为南宋刊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来源：书格）天变星变以及其他自然异常现象，被认为是人事休咎的重要征兆，这些在《三国志》帝王纪传中亦自有记载，如魏明帝曹叡在位十四年间，天文事件就不下二十余起，《明帝纪》中有大量记载，《宋书》天文志载录更为详尽。
《宋书》和《晋书》均以“惟记魏文帝黄初以来星变为天文志”，三国之事亦可备查证。更重要的是，二志所记星变多有占语和事验。如，太和四年十一月“太白犯岁星”，占曰“有大兵”，应占之事即来年春天诸葛亮再出祁山攻魏。青龙二年二月“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乃是年四月，诸葛亮进据渭南，东吴亦起兵应之。
五月“太白昼见”，亦以蜀吴连横伐魏为事验。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归结于太白主兵。如明帝时多见“太白昼见”，按《史记》天官书之说，“（太白）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晋志释义抄此）由此可见，在史官和占候家的符号学中，太白又喻示某种居于次位的挑战者，其时外指屡屡北伐的诸葛亮，内指司马氏势力之崛起。
天文占候是综合日月星辰之宿度、躔次、分野、明暗、盈缩以及时间等诸多因素做出占察，似乎是很专业的技术套路。古人以日月五星为七曜，五星即岁星（木）、荧惑（火）、填星（土）、太白（金）、辰星（水），此外还有更多的星宿，如北斗、太微、轩辕、二十八舍（宿），等等。自太史公著天官书以来，史官们一直悉心记录和研究这些天体与人事之关系。
据晋志引述，东汉史官张衡有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就是将地面上之蠢蠢庶物系命于天象变化，以日月星辰为天意之机枢，而世间一切只是呈现“体生于地”的物质形态。虽说占验祥异的一切招数皆与易学衍生的“数术”有关，但涉及天文经星尚有一套专门的知识内容，那就是以神秘主义的自然崇拜确立的推步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