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外戚要绝的“后患”，往往是太后母子的“后路”。因此，无论外戚权势多大，宫廷内外都保持着一支时刻可以扭转乾坤的力量——宦官。2、为天子代言的宦官。外戚专权时，天子一般是接触不到百官的，即便接触到了也难以信任。因此，天子可以信赖的，也就只有陪伴左右的宦官们了。宦官既是天子的“分身”，可以将天子的指令下达各处，自身也拥有一定的实力。
因此，即便外戚掌控大权，但是，当天子以宦官为基本力量，以宦官传达诏令，对外戚发起致命一击时，外戚一般是没有抵抗之力的。而在外戚被除后，宦官往往又可以利用天子的信任专权。宦官没有子嗣，即便横行一时也没有自己称帝的可能，其威胁就不展开聊了。3、根基深厚的士族。豪强地主广占田业，掌握着经济命脉；世家大族盘根错节，垄断仕途，是当时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
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是庄园经济，关系纽带是血缘宗族关系，而他们的号召力则来自于世代传经。通过世代传经，他们把控舆论导向，掌握人才品评话语权，从而广招门生，门生故吏遍天下，获取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只有恪守“忠”，才可能使世家大族们保持口碑，维系其舆论领袖、道德楷模的地位。“四世三公”的袁术，就因为称帝，瞬间失去士族们的支持，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曾极力辅佐曹操的荀彧，则在最后时刻为反对曹操称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与后来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不同，东汉时的士族领袖多是以忠诚勇敢闻名的。动态平衡因此，东汉的政治，一直保持着动态平衡。小皇帝登基后，母后临政，外戚专权。新皇长大后，利用宦官势力，铲除外戚集团。宦官得到天子信任，宦官专权。老皇帝早早驾崩，小皇帝继位，又是外戚专权。
东汉的皇权，如此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中反反复复。然而，宦官的背后，站着天子，外戚的背后，站着太后，宦官、外戚即便横行一时，也是上不着天。同时，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舆论力量则掌握在以忠汉经学标榜的士族手中。高高在上的宦官、外戚，下不着地。上面天子、太后看着天，下面世家大族踩着地，中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东汉的政治局势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直到何进的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董卓军阀挟持天子，这一微妙平衡才被打破。曹丕的调整东汉的动态平衡，是以宦官-外戚交替专权为代价的，因此命虽长，但政治黑暗。曹丕代汉后，雄心勃勃，决心避免重蹈东汉覆辙。曹丕做出了几个调整。1、限制后宫及外戚权力。“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曹丕明确规定：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人，也不得列土受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为限制后宫及外戚参政，曹丕竟然拿出了“天下共诛之”的语句！而另一方面，曹丕、曹睿的皇后，出身都非顶级大族，本身的政治资源也十分有限，缺乏参与朝政的实力。2、限制宦官权力。曹丕一即王位，就下诏：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册著令，藏之石室。事实上，新朝初立，限制宦官权力是很常见的。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些限制通常都“松绑”。
不过，魏国国祚不太长，还远远没有到“松绑”的时候。3、苛禁宗室。曹丕令宗亲离开京师，到各地就国。同时，曹丕又设立专门的遏者监督侯王，限制其权力。曹魏宗亲，除了掌兵的一些将领外，其他人全部远离了政治中心。4、借重士族集体。曹丕以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为“四友”，引为心腹重用。通过推出“九品中正制”，保障士族特权。
得到士族支持，是曹丕得以代汉的最后一步，但也引起了士族权力的进一步膨胀。然而，魏晋时期的士族风貌，与东汉时相比，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不一样的风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亲亲、尊尊并列，忠、孝两全以维纲纪。然而，曹丕代汉之后，这一风貌发生了变化。数百年来，以儒家名教和仁政为旗帜的汉帝国覆灭了，过去的礼法思想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了。
不管怎么粉饰，篡位的事实总是掩盖不了的，因此，尊尊之忠的旗帜不可能再大树特树，亲亲之孝，成为唯一的价值体系。对朝廷的“忠”思想大为淡薄，对家族的“孝”思想越发强盛。所以，魏晋之际，世家大族们，家族利益已经摆在朝廷利益之前，成为世家大族的第一追求，东汉党锢之祸时，为朝廷不惜求死的风范一去不返了。曹家给与士族更多利益，士族就拥护曹家代汉，别家给士族更多利益，士族就会拥护别家代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