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小论文

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编者按

：今天是教师节。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当代史中的命运，一直跌宕起伏。1974年的“考教授”事件，乃是这跌宕起伏之中较为“平淡”的一桩往事。

下文原刊于《教育革命通讯》（当时最高级别的官方教育刊物）1974年第2期。

其中“注”字样部分，非原文所有，系编辑补充。

图：“白卷英雄”张铁生

考教授有感

方迅

张铁生同志在去年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他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复辟勇敢开火，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的齐声赞扬。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不起这样的“小人物”，轻蔑地说:“交白卷算什么本事！”

注：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那封信，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一个下乡知青无奈荒废了学业，又不甘放弃大学梦，所以希望“领导”能够“照顾”一下自己。张铁生的信里没有反智之意，最后也没有交“白卷”，其真实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为强调“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张铁生在信中攻击了成绩可能更优的考生，指责他们“把升大学当作离开农村的跳板，经过几个月的专心抠书，有可能答满分，但他们为的是个人奋斗，个人前途，不是为革命深造”，“培养这样的大学生，只能是使人民失望的废料”。

“交白卷算什么本事”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是颇有些本事的了。这种议论在那些惯于以学生为敌人，常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考学生的教师中还是很有点市场的。

注：在毛远新的运作下，《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将张铁生塑造成为“反潮流英雄”，张也如愿上了大学。但反对之声仍在，仅辽宁日报就曾收到两千封来信反对张铁生上大学。

对张铁生的答卷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旧的一套考试制度究竟行不行？

为了辩论清楚这些问题，为了让最雄辩的事实来说话，人们想起了鲁迅在批判解放前旧大学死记硬背的招生考试时说过的一段话:“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花边文学·考场三丑》)

于是，有些地方就按照鲁迅设想过的办法，对教授、副教授们进行了一次文化考试。试题大都是从一九七三年高等学校招生中一些地区用来考工农兵的数、理、化题目中选来的。没有选特别的怪题和难题。有的地方还增加了几道政治和语文知识题。考试方法用的是一些人至今尚认为改革不得的旧方法:事先不通知，当场发考题，不准看书和交谈，限时交卷。

注：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即入学招生实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的文件。文件要求：1973年的招生，除继续采取1972年的推荐办法外，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自1966年以来，高校招生首次要求进行文化考核。主政辽宁的毛远新，对上述变化的公开立场是：“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1973年7月，沈阳医学院基础部以开会为名，对该院38名有着20年以上教龄的教授、讲师突袭考试数理化公式。大部分未能及格，亦有交白卷者。

图：湘剧《园丁之歌》剧照。剧中唱词“没有文化怎么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曾招致江青的激烈批判。

图：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园丁之歌》的大版文章，署名“初澜”

试卷一揭晓，倒是有点兴味的:

比如，一个考数理化题的地方，参加考试的几百名教授、副教授中，

平均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四！

其中打零分、交白卷的占百分之三十四！

总计平均每人考得二十分。

某学校六位教授，共考得六分，“人手一分”。

其他地方的考试结果，也大体差不多。

注：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会，组织人在清华出题，下午带着考卷同时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以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骗到考场，突然宣布考试，发下数理化考题，强迫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专业研究的教授们当场答卷。1974年1月5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全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上海第二医学院等院校的考试题目，要求默写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等，结果58％的教授答错。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姚文元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江青提到：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

这样的考试结果，用参加考试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语言来讲就是:“考(烤)糊’了！”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是，这个法宝，一旦用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就“考(烤)糊’了呢？在这个事实面前，许多教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有的说：“我一拿到考卷就站到了张铁生一边了！”

有的当场赋诗:“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他要开始向张铁生这些新人学习了。

有的说，通过这次考试，我受到了一次亲临其境的教育，认识到旧的考试制度确实害死人。同时也可用此教育其他认识不深的人，甚至是反对派。

有的在试卷上写道:“以上的题我完全答不出，照这个标准，我就没有入学的文化程度。用这样的试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和阻碍工农兵入大学。我完全同意张铁生的意见，这样的入学考试非废除不可！”……

注：北京的“突袭考试”中，不合格的590人中，共有200个交白卷。部分交白卷（实际上可能是大部分，若愿意配合考试，实不至于一分难得）的教授，存在拒绝做答的抗拒心理。如白寿彝“拿到卷子以后便在上边只写三个字：白寿彝，便拂袖而去”，结果“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也有教授效仿张铁生，拒绝答题，而是在试卷中写下自己的看法，强调：反对招生文化考查，“对于将来人类科学进步上是有阻碍的”，如此搞法，中国“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这件事不仅使教授们感触万千，也会引起我们每个同志的深思。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如何对待“小人物”、“儿童团”。

孔老二是最看不起“儿童团”的。他的哲学是：“三十而立”。三十岁以下的毛孩子算什么，他们连“立”还没“立”起来呢！孔老二的这个思想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里是不是依然存在呢？有的人不是听说“小人物”张铁生“交了白卷”就直摇头，什么“缺乏基础”啊，什么“影响大学质量”啊，什么“关系国家前途”啊，不一而足，可就不去认真想一想，这个“小人物”手里有没有真理，自己究竟应当向他学习些什么。我们说，张铁生同志似乎是交了一张“白卷”，但是他对整个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的答卷，他在反对修正主义教育复辟的反潮流斗争中，交了一份很有水平的答卷。他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中，交了一份使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不是恰恰在这些问题上，

某些“大人物”应该向张铁生同志学点什么吗？

有的人历来搞的是“三娘教子”，从不想想“子教三娘”，传统的陈腐观念使他们至今尚未看清“小人物”答卷的真正意义。倒是这次一位交了白卷的教授说了一句实在话：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也交了白卷，但两张白卷，意义不同。人家交白卷是造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反，我交白卷暴露了修正主义教育的流毒。这句话，可以说是透过了“白卷”的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万物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学生一定要胜过老师。这次考试在这个问题上，使一些人开了窍，打破了看不起“小人物”、“儿童团”的旧观念，动摇了总以为自己高明的“自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收获。

应该怎样对待旧的考试制度，这是我们因考教授一事而想到的第二点。

解放后十七年修正主义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延续，中间虽经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来个“中西合璧”，又经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个“改头换面”，但其宗旨始终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为剥削阶级培养接班人。

封建皇帝唐太宗是非常喜欢他那套考试制度的。看到文人学士们鱼贯走出考场，他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后人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太宗之所以看中这一套考试办法，无非是因为这套东西既可以把一些学生的造反精神磨灭掉，又可以为封建国家造就一批照章办事的官吏与奴才。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对于封建皇帝的“长策”，我们一些人还尊为“上策”呢？

同志们不妨读读《儒林外史》，看看书里面描写的那个被旧考试制度所摧残的范进，这对我们认识旧考试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是会有帮助的。

如果说唐太宗推行他那套考试制度是为了把“天下英雄”都引进他的圈套.那么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承袭旧的考试制度，就是为了驱使青年沿着“读书做官”的阶梯向上爬，使少数人成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而

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回潮，就是妄图改变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反对革命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图：1974年12月12日，12岁小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被刻意整理、塑造成批判“师道尊严”的材料，刊登于《北京日报》；黄帅本人也被刻意塑造成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为反动阶级政治服务的旧考试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考试内容理论脱离实际。

这是剥削阶级颠倒的认识论在考试内容上的反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它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离开了人们的实践经验，用死记硬背书本知识的办法去袭击学生，那是故意整人。

在这次考教授中，不少文科教授的数理化试题交了白卷，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平时不接触这些东西，怎么用它来考我呢？这就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撇开一个人所实践的东西，考谁都不行。而且就是你熟悉的那一门，也并非条条背得熟。一个历史教授说，如果考我背历史年代，我也未必行。这是实在话。

如何自觉地解剖自己，把这次考试做为努力改造旧思想的一个动力，这是我们因考教授而有所感的第三点。

对于考教授这件事，“小人物”、“儿童团”们是赞成的，他们感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续革命的动员，而且对教授们改造旧思想也大有帮助。他们说，我们不是看这些教授们出洋相，而是要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团结、教育、改造过来，共同战斗。不少教授对此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深感这样的考试“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

但是少数教授对这场考试不那么高兴。他们说，这简直是出我们的丑。

我们说，是出了丑，不过并不是出那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丑

，为了宣传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优越性，为了使大家亲身体验一下旧考试制度对学生的危害，以便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这个丑出出来，抛弃掉，有什么不好呢？假、恶、丑，真、善、美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我们这样做，不过是让它们更集中地“比较”一下，更激烈地“斗争”一番罢了。

我们认为，象这样的考试办法，是检查不出一个人的真正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但是，通过这次考试，也暴露了一些教授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加强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的艰巨任务。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从工农兵出发，从广大学生出发，下决心把那套旧的考试办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向工农兵学习，向实际学习，多一点自知之明，把那套傲视群众、轻视青年的陋习彻底抛弃掉！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起来破除以“内行”、“权威”自居而反对“外行”领导的思想

，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希望正在变为现实。

我们相信，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的推动下，在蓬勃开展的教育革命中，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继续前进”。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革新的江河到处都在吞没顽石而奔腾前进，任何力量都是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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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1994年10月3日至29日赴北京大学访问，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金庸北大演讲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女人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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