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了。日本大友皇子之孙真人元开所作《大唐和上东征记》就记述了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的事。根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按：唐制1里约合0.56公里)。
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另一个沙洲——南布洲连成一片，整个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了大致今海门市包场镇一带。根据文献记载，六朝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时，壶豆洲上即有流人煮盐为业。《太平寰宇记》亦有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的记载。所谓流人，大抵即指流放人犯。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
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长江口上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启东市和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末，胡逗洲方言是吴语应该也是无庸置疑的了。
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始与通州东南境涨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点。我们在前面说过，南通方言是一种具有许多吴语特点的官话，这是由于南通方言源于古吴语的缘故。当古胡逗洲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的一些吴语语言特征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南通方言、通东方言和南通市境内的另一种吴语——金沙方言有许多共同的、其他方言没有的词儿，这些词儿很可能即来源于古代常州一带的吴语方言。经过千百年来的变迁，这些词儿在现代江南吴语中已很少使用，有的甚至已经完全消失，而在今天的南通方言和通东方言、金沙方言中却被保留了下来。根据《通州志》和《资治通鉴．后梁纪》记载：唐末军阀割据，姚存制据胡逗、东布二洲，为东洲镇遏使。
存制卒，其子姚廷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大约即在此前后，胡逗洲与北岸砂嘴涨接。公元919年四月，吴越王钱 以其子、节度副使传 为诸军都指挥使，率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吴遣将拒之。两军战于狼山江。吴兵大败，静海陷，姚廷被俘。同年七月，钱传将兵三万攻吴之常州，为吴将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按：即东洲)，吴越兵乱，遂大败，静海城复归吴国。
同年八月，吴与吴越议和，交换俘虏，姚廷放回，但他原来的官职已由其子姚彦洪来担任了。大概即从此时起，东洲、静海也就改属淮南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公元937年南唐代吴，立静海都镇制置院，姚彦洪成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公元956年二月，后周军队入淮南，姚彦洪便带着家属、军士等一万多人离开静海投奔吴越去了(《资治通鉴．后周纪》、《十六国春秋》)。
姚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氏家族统治长江口上岛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军队和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当时洲上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吴兴、常州两地毗连，方言大体相近，因此，岛上方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
五年(公元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岛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
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通州。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最后定居通州。这也可能对通州方言，即今天的南通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南通方言形成的大致情况。 南通方言与官话的关系 官话，或称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 ，它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