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李治的婚姻之中,这一点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子妃王氏出身于太原王氏,而其母则出身于河东柳氏,这是典型的山东士族;而萧淑妃则出身于兰陵萧氏,则是典型的南朝门阀。此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士族虽然仍然掌握着朝中大权,但唐太宗显然对其已有防备。唐太宗驾崩之后,唐高宗李治即位,长孙无忌当年之所以拥立李治,便是看中了其仁弱的性格。
因此,当李治即位之后,长孙无忌便与褚遂良结成同盟,开始大肆排除异己,意图让关陇士族重新掌握朝政,为此他搞出了“房遗爱谋反案”,并借机将名将薛万彻、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李唐宗室李元景、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牵连了进去。此事之后,长孙无忌固然在朝中一家独大,却也成功引起了唐高宗李治的注意。为了摆脱士族门阀的牵制,将朝中大权收归皇帝所有,李治开始着手谋划清除朝中的士族门阀,尤其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士族对自己形成的权力包围。
毕竟,相较于背后势力复杂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则天的出身则要相对简单很多,而这自然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唐高宗李治不仅大肆拉拢李勣等功臣勋亲,同时大力提拔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政治团队。而随着王皇后、萧淑妃被废,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曾静显赫一时的长孙无忌等人被处死,褚遂良、来济等人被贬,长孙家族、清河柳氏、南阳韩氏“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从此朝政大权归于皇帝。
而在此期间,武则天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可以说给李治尽到了一个贤内助的责任,而这则为此后她的参政打下了基础。武则天与李治本为同一阵线,相较于大臣李治更相信皇后从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立武”,到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自尽,唐高宗终于摆脱了政治上的制约,开始真正掌握朝中大权。然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正当其准备大干一场之时,从显庆五年(660年)开始,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常常头晕目眩的他,已经很难再独力承担繁重的朝政。
对于唐高宗李治来说,好不容易将权力收回,自然不愿再轻易放手,可如今身体却又不容许自己太过亲力亲为,势必要交出一部分权力,那么又该交给谁呢?对于李治来说,选择皇后自然更为稳妥,毕竟相较于随时能够架空自己的大臣,武则天对自己的威胁更小,而且即使将来自己一命呜呼,武则天仍然要归政于新君,此前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女皇帝。
于是,唐高宗李治除了将宰相的任免权牢牢掌控在手中之外,开始将一些日常工作交给武则天去办。由于武则天的权力源泉本就是唐高宗李治,因而在最初参政的过程中,武则天表现的还是相当恭顺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开始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同时排除异己,开始真正侵染朝中大权。麟德元年(664年),眼看武则天野心越来越大,唐高宗李治一怒之下决定废后,武则天得知后则跑去向李治申诉辩解,并成功说服了李治,反倒导致帮助李治拟定废后诏的上官仪惨遭牵连,遭到族诛。
此事之后,李治再也无力压制武则天,从此每当李治理政,武则天便“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二圣临朝”的局面就此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唐高宗李治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武则天对朝政的掌握也开始越来越紧密。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因病情太过严重,便打算禅位于皇后,但却遭到了宰相郝处俊等人的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武则天在李绩、许敬宗等亲信逐渐老去的情况下,为了更稳固的驾驭国家机器,“以修撰为名”,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令其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从而形成了隶属于自己的智囊班子,史称“北门学士”。这批“北门学士”组成的智囊班子,为武氏造舆论、定主意出力甚巨,可以说武则天能够长期掌控朝政,在唐高宗死后临朝称制,并逐渐改唐为周,与这批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唐高宗死后连废两任皇帝,大力清除异己最终称帝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重之际,命太子李显代理国政,宰相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协助理政。同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天后(武则天)决定”。唐高宗李治的临终遗命,本是想着由裴炎和武则天内外廷相制衡,从而确保李显皇位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