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政治上是强化专制集权的需要；经济上是利于国家统制；最重要的一点，董仲舒大力提倡新儒学，提出了大一统主张，并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基础，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论述符合了统治者的心理需求。
汉武帝真的“独尊儒术”吗？
西汉初年，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的中国，已经满目疮痍。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人们已经厌倦战争，在这一背景下与民休息成为必然。法家思想的严酷使之和秦王朝一起被摒弃早已疲惫的百姓渴望一种相对宽松的统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黄老学说”被执政者青睐。这套统治策略对废除秦朝苛政、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经济、安定混乱的社会秩序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这一思想在对内对外的统治方式上难免存在姑息、妥协的一面。经历文景之治的西汉王朝，经济迅速恢和发展，国力随之增强在这个过程中，黄老思想无疑起到了很大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三个严重后果:对农民控制的宽松，导致逃避赋税、脱离户籍的状况严重；虽然削藩政策已取得很大成效，但地方力量仍然强大，阻碍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执行；无为的政策导致了对外的妥协退让，长期姑息匈奴，使之益发肆无忌惮，并成为西政权的最大威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开始改变西汉建国以来的治国策略，然而最初的实施并不顺利。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提出废黜百家之议，窦婴、田蚧荐赵绾、王臧，他们的倡议与当时血气方刚的汉武帝一拍即合，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开始贬斥道家，鼓动改革，一时之间改革倡议风生水起。然而这一势头很快为窦太后压制，王臧、赵绾被罢逐，丞相、太尉及所有涉及此次事件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处罚，改革的火苗迅速被扑灭。
汉武帝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尝试，在窦太后不动声色的铁腕下偃旗息鼓，改革宣告失败。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废除道家无为思想最大的障碍消失，儒家思想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亲自策问贤良，董仲舒在这时正式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受到汉武帝的认可，并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夹杂汉朝前期各种思想的儒家走到了前台，终于成为当政者坚定不移的国策。
这时的儒术已经不再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以及阴阳五行家等各家思想，是一种紧密切合时代的新思想。它强调正统观念，对皇权加以神化，对整合国家、强化统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在政治上积极有为的汉武帝而言，恰是时代所急需的。在汉武帝的积极推行下，这一思想很快影响社会各个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思想不断补充进去使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最久也最深远的一种思想。
对于儒家崛起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对匈奴开战的呼声。西汉初年长期的与民休息使得西汉的国力得到很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兼并，农民脱籍状况严重，与此同时，虽然对诸侯加以剪除，但地方豪强却因此获得生存空间，迅速膨胀，甚至干扰到政府的地方行政。政府长期的无为和姑息，使西汉政权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更为强势的举措以稳固统治，对匈奴的战争则更为突出。
匈奴自汉初以来就一直是西汉的北面劲敌，汉武帝虽然准备与匈奴开战，但两个国力相当的邻邦，一旦开战则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考验到西汉政权的各个方面，军事固然首当其冲，经济的支持也将面对巨大压力，甚至由此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帝国统治基础的稳固。在这一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全国思想，强化政治统治，是帝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后方稳定才能把所有力量放置于边疆与匈奴殊死一搏。
在汉武帝这样的特殊年代，实行独尊儒术具有极为突出的意义。首先，儒家的“仁治”学说，强调在社会伦理关系中运用教育手段来提高人的自觉性，有利于宣扬政权的正统性，从而稳固帝国的统治基础；统治重视德政，无论是标榜“王相杂”，还是提倡“纯任德政”，德政都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治者粉饰自身执政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对以后统治模式的确立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意义。
其次，由于尊儒，利用儒家思想培士人，并作为选拔士人的重要标准，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发展了国家文化教育，最主要的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这是汉代统治政策的一大转变。以儒家仁爱思想作为行政准则，为政权与民众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增强了民众的认同，同时也巩固了其维护政权的决心，这是西汉维持长久统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此后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执政模式。
在独尊儒术以后，大批的士人转向儒学，完成了士人儒家化的过程，他们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与儒学相互融合，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观念，完成了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各种思想与儒家思的嫁接过程，并以之指导实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事实上并未罢黜百家。他并未遏制其他学派的发展，亦未曾禁止民众接触其他学派思想。
独尊儒术，主要是确立以六经为依据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培养人才、任用官吏主要从儒家之士选拔。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执政，仍然坚持儒法并用的政策。终两汉之世，黄老、刑名、农、医、阴阳等方面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汉朝的“百家”也有争鸣，但主要是围绕维护统治思想而展开的，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所不同。
如果汉朝没有独尊儒术，中国会如何？
这要问汉武帝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后世封建王朝不用儒家治国导致的后果？最后一个问题是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以儒治国？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只是为了满足当时急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统一手段，国内的思想统一了，塞外对匈奴的战争才可以无顾虑的施展拳脚。
董仲舒又把儒家进一步挑选，融合了道教和阴阳家的思想，让儒家更好的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这在当时启到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儒家思想里面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不仅对百姓有利，更缓和了千年来的阶级矛盾。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尽管曲解了孔孟之道，但也稳定了当时人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更让中国人的礼仪和教养德行更加提高。
所以于公于私在当地汉武帝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有哪些时期没有用儒家治国？汉武帝之前都没有全面的以儒家治国，列如秦朝统一后，重法家思想，各种刑法极其苛刻，等级制度不能有一点僭越，稍微小事触犯秦律后就会被连坐，连诛。当然 ，也为秦朝的灭亡各地的揭竿而起埋下了隐患。西晋惠帝时期，贾后专权，独揽朝政，祸害百姓礼乐崩坏的结果就是导致八王之乱，外强中干边境少数民族趁虚而入，最终掀开了中国历史是最惨痛的一面，也就是五胡乱华。
李唐高宗时期，武后篡权，武周政权建立后，武则天以法治国，酷吏遍地，各地纷纷讨伐武周政权，恢复李唐江山。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也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各种荒淫无道的统治者层出不穷，民心所弃，正应了孟子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被杨隋和赵宋取而代之一统天下也是必然。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的君王不管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为目的出发，还是以维护天下苍生为目的出发都找不到一个比儒家更适合治国的道路。
但儒家对于统治者来说也不是那么完美，儒家所主张的“民重君轻”是统治者所不喜爱的，在唐朝及之前尚且可以表面上答应，宋后就完全被统治者所摒弃了。儒家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一根时刻让他们绷紧心弦的利刃，所以又经过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明太祖的“八股取士”以及清朝的大兴文字狱，统治者把儒家一步步曲解，一刀刀阉割，儒家这块洁白的美玉被精心雕刻成了他们爱不释手夜壶，儒家变成了统治者想要的儒家，也就是我们说的儒教。
封建统治者的小九九这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历朝历代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独尊儒术”的。他们都是在利用儒家的思想，阉割后成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利器。这一点对于儒家的孔孟之道来说是十分不幸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其实都是明尊儒，暗行法。儒家的道德学说不过是他们愚弄天下苍生的幌子，他们更不敢施行原始的儒家，法家只能辅助儒家使用，如果用法家治国那么就会酷吏横行，秦初和武周时期就是最好的列子。
兵家适合军士管理，更适合对外战争，但如果只奉行兵家学说，那一国只会奉行武力，甚至到了穷兵黩武的地步，受苦受难的终究还是天这下苍生。 墨家就不必说了，墨家巨子比专制统治者还专制，那谁是统治者？古代中国就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教皇国”了。中国也不会一直维持大一统的居民，历朝历代的英雄枭雄也不会一直奉行秦始皇大一统的思想了，可能现在的欧洲就是中国最好的列子。
即使现在，我们还生活在儒家道德体系的框架之内，逃不脱，也无需逃。因为好的自然而然的就会保留，坏的毫不手软的把它彻底废除。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昧的继承，但更不能一棍子打死，其实还是那句话“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孔孟之道提倡的“民重君轻”、“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虽千万人吾往矣”。“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这些是中华民族永久的财富，是值得我们发扬的儒学，更是原始的儒学。
如果中国历史上“独尊墨家，罢黜儒家”，现在将会怎样？
如果当初我选择另一条路，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这是当我们面临困境或是结果不甚如意的时候，常常会做的假设。那么徜徉在历史长河中，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假设猜想呢？假如当年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而是尊了墨家，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汉武帝问题来了，要想回答这个终极问题，首先应该搞清儒家、墨家是何流派；其次，独尊儒术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最后，如果换成了尊墨家，又会有何有趣现象？儒家又称儒学、儒家学说，其代表人物是孔子，自春秋时创立后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思想又分为三大板块：仁和礼、天命观和教育的思想与方法。董仲舒武帝执政之前，西汉已经经过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汉帝国已经进入全盛时期。之所以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政治上是强化专制集权的需要；经济上是利于国家统制；最重要的一点，董仲舒大力提倡新儒学，提出了大一统主张，并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基础，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论述符合了统治者的心理需求。
由此，儒家学说成为了官方统治学说。范文澜、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有说道：“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儒家学说并在此后的数千年里，经过起起落落，最终发展壮大，独树一帜！孔子直到今日，孔子学堂已经遍布海外，学习孔子学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
那我们再来看看墨家是何方神圣？墨家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其主要思想是“兼爱非攻”，墨家的发展经过了前后两个时期。这是一个组织纪律严明的学术团体。鉴于墨家的团体属性，如果汉武帝选择了尊墨家，可能就会出现以下情况：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反击战争就不复存在，卫青、霍去病的英名就不会名垂千史，人民安居乐业、邻里和睦、互相友爱、人间太平，这是可能存在的美好一面。
墨子但与此同时，因为墨家强调非攻，于是边疆来犯，步步紧逼，本着和平谈判的原则，只有招架之功的汉朝是否还会继续存在都不好说，也许富裕却备受欺凌的宋朝就是西汉的最好模板。至于还有没有现在的繁荣盛世，汉武帝又该是何种身份就很难说清了。不过，历史不会重来，任何存在的另一种可能也无法用现实来考证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历史是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一步步走过来的，它当初在岔路口选择的每一条路都自有道理。
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诸子百家诞生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天下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征战不休，相互欺凌、相互兼并。社会各阶层都困惑不已，痛苦不堪。于是乎天下人都在寻求救世之道，而天下的饱学之士也纷纷提出各自见解，不过这些学者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吵不休，又形成了天下人在理念上的纷争。如此一来，非但没有让天下人达成共识，反而让天下变得更为混乱。
本来天下诸侯还只是在武斗，这一下更热闹，文斗也上阵了，天下纷争就变成了文斗武斗一起上。当世之人将各理论学派，统称诸子百家，既贴切，又真实的反映了各学派相互争斗的现实状况。俗话说“兼听则明"，但是就是那偏信法家一家之言的秦国，却最终统一了天下。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作为国家治理依据的理论，只能有一个。倘若选择太多理论并行，那就等于没有理论，国家也会陷入混乱，社会最终也会解体！秦国统一天下后，原本想与诸子百家修好，让诸子百家共同服务于大秦。
然而诸子百家的学者不卖帐，最终导致了双方矛盾爆发，导致了当时的不幸，也给后世，造成了令人扼腕叹息的千年遗憾！之所以秦始皇与诸子百家最终翻脸，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秦朝要废除天下分封制，要搞中央集权制。如此一来，治国理念就只可能有一种，这样就导致了诸子百家的未来发展空间没有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实际上完蛋了。
既然完蛋了，还合作个屁。没有天下列国，就没有诸子百家的发挥空间了。秦朝灭亡，其实就是六国旧势力和诸子百家合作的成果。大汉初定，天下残破，天下各种纷争也暂时消停了，加上汉初也是半分封制。刘姓封国遍及天下，诸子百家的生存状况虽无法与春秋战国相比，但是要比秦朝好太多了，至少能喘个气、冒个泡！“文景之治”让天下逐渐恢复了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争斗，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人的贪欲外，诸子百家的撺掇也是重要原因。
汉武帝是千古一帝，何其精明，因此他一直试图解决天下动乱的根源。一直在试探天下各学派。而儒学大家董仲舒先生，看出了汉天子的心思。于是董夫子投天子之所好，将改良的新儒学推介给了汉天子，深得天子默赞。(鄙一点，也可以说董夫子推介的是经过了阉割的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建议，汉武帝默许执行了而已！实质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也是汉武帝的抉择，只是通过董夫子的嘴说出来而已。因为这么做虽然符合帝国的利益，但是会得罪天下人，弄不好要招来千年骂名，所以汉天子当然不能背这个锅，这个背锅侠只能由董夫子来担任。独尊儒术的后果，后世历史有见证，这里就不必多言了！但是倘若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保持诸子百家争鸣的状况，个人认为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1，华夏大地会有如西欧，成为一堆小国。
2，天下人会经受更多的诸侯混战，遭受的苦难会倍增。3，也许华夏文明会进步更快，因为战争需要一切手段，战争既会破坏文明，同时也会推动文明的发展。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治国理念，对国家对社会来说，都是药。既能治病救人，造福苍生，同时毒副作用也会很大。这是一个矛盾，没药治病，人就会死。
药吃太多，人就会身中巨毒，最终也会被毒死。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应该吸取教训:1，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任何宝典都有意义，但不可以迷信。执迷不悟，深信不疑的后果就是身死道消，完全不信的后果就是行尸走肉。2，应该保持一定的学术自由度，给学术多留些空间，凡事不能做得太过。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如果世上只有一种美，那这种美必定是丑，不允许批评，也就不会有正确。
儒学从圣贤学说，到最终被很多人诟病，就是犯了“一言堂”的错误。个人认为，如果汉朝不独尊儒术，后世有无统一的中国都是个问题，儒学从华夏文明中走来，为华夏文明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以今天的目光去看，儒学确实有很大的理论缺陷，但儒学是为古代农业文明服务的，而不是为当下工业文明设计的。所以今天真正推崇儒学的文人，首要任务是要去创新，推进儒学与当今社会的融合！。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谢妖。如果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法家，那么刘邦时代就得亡。古代“法”的弊端首先，“法家”概念虽然产生于司马谈，但早先确实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刑”和“法”，而在商鞅以前，刑和法就已经存在了。譬如“悬灋象魏”的法，就是发布于众的成文法，孔子赞赏过晋国的“唐叔之法度”，晋文公的“被庐之法”，孔子本人则作过大司寇，即大法官，他学生子羔则作过吏，因此，刑和法是很早就被重视的东西，只不过早期的“法”常常作“刑”，刑字比较常见，且都有“中刑”的追求，即公正的刑罚，而不是折中的刑罚。
通过出土青铜器铭文，可以发现孔子所说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即取于早先的传统，因为礼乐在当时也有“法典”的意思。但是，古代的“刑”极为严酷，所以孔子在谈论“五刑”的时候，说这是防而不用。后世秦法酷烈，如商鞅五马分尸，或如楚国直躬父亲偷羊，也是直接判死刑，可见后世严刑酷法是存在于诸多国家的，只不过秦国用得更甚一些，加上最后它统一六国，大家也就遗忘了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酷刑。
因此，古代的刑是防而不用，老百姓很少犯罪，六国时已经是专门拿来用了，却依旧犯罪率极高，却像《老子》说的那样——民不畏死。但即便是战国法家，却也彼此有很大区别，如中后期法家对法、术、势各有侧重——有些被列入法家的人根本就不在意法。法家的真正完善者在于韩非，他指出商鞅不懂术，申不害不懂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才真正奠定了法家的基础。
春秋时期有诸子百家，为什么后来独尊儒术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尊儒术的？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政治、经济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大变革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大繁荣。到了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进一步崩溃，封建制度开始确立。面对大变革的社会，各种思想流派纷呈，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产生了道家、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文化改造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思想体系，创立了儒学。
孟子在孔子思想主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性善论”“仁政”学说，五伦学说，儒学思想得到了发展。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论思想，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提出了“性恶论”。儒学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中央集权，汉武帝最终解除了王国的威胁。为适应政治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采用儒生董仲舒“大一统”的学说，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