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半路上遇到刘邦后，由于对方善于纳谏、领悟力过人，张良立即改变主意，决心为这个出身平平、实力弱小的草根枭雄服务。光从这两点就能看出，张良虽出自贵族，但与其他迫不及待寻求阶层特权、党同伐异的圈内人相比，他在乱世中的追求更加纯粹：更看重实现自我价值。在人才观上，他已经跳出了阶级的局限，在那个时代极为难得。
张良一生为刘邦提供了无数计谋，具备战略性高度的，有以下四项：第一，妙计进关中。公元前207年6月，进军关中途中，面对退守宛城的南阳郡守，心急的刘邦一度计划绕道而行；张良则及时点出了这种“跳城”思路的危害性，避免队伍掉入被前后夹击的危险。抵达崤关后，面临扼守险要地形的秦军，张良攻心为上，首先利诱秦将；其后却趁对方松懈之际、绕道后方，大破敌军，用最高效的方式，彻底击碎了关中的抵抗意志；第二，鸿门宴上力挽狂澜。
面对起初铁了心要除掉刘邦的范增，张良利用自己与项伯的交情，帮助刘邦在项羽面前争取到了更正面的印象；鸿门宴上，当范增、项庄咄咄逼人、形势骑虎难下时，张良及时召进看似鲁莽、却吻合项羽脾性的樊哙，巧妙化解了危机，帮助刘邦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大难关。第三，仗义施才，为刘邦争取汉中地。项羽分封诸侯时，原本只是分给刘邦巴、蜀两地。
若这一格局定型，那么刘邦的政治形象只能变成一个偏远地区的蛮夷之君，毕竟这两大地区那时还处于华夏文明圈的边缘地带。张良则把刘邦送给自己金银全部送给项伯，替刘邦在项氏身前争取扭转局面的机会。其后，刘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加大投资，成功让项羽把汉中地区一同封给了自己，为将来杀出西南奠定了实力、地利、舆论基础。
其四，拨乱反正，扭转了刘邦的错误战略选择。公元前204年，彭城之败后的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形势危急。面对儒生郦食其提出的复立六国之后、分散项羽力量的主意，刘邦病急乱投医、欣然同意，甚至连印章都刻好。关键时刻，张良赶到，他列出了著名的“八不可”，以不容辩驳的逻辑，指出郦食其思路只对六国贵族后裔有利，对出身草根的刘邦而言反而是放大弱点、自毁长城，让回过神来的刘邦惊出一身冷汗：“竖儒几败而公事！”当然，张良的功劳远不止以上四项，诸如写信给项羽、让对方误判刘邦的战略意图；慧眼识才，提前点出英布、彭越、韩信三位军事人才对汉军的重要意义；主张先封雍齿，解除功臣们的不安心理；巧施妙招，帮助刘盈稳住太子之位，保持政权平稳过渡等等。
但在笔者看来，张良的境界之所以远远超出历史上的其他智囊，关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身为反秦的贵族后裔，却能主动拥抱新秩序。我们都知道，当初张良为了报韩国被灭之仇，不惜变卖丰厚家产收买勇士谋杀秦始皇。这种格局，其实跟太子丹没什么两样，显得过于小气。但在随后的秦末战乱中，也许是看到了贵族复辟、诸侯并立带来的巨大破坏，张良意识到了项羽思路的落伍，认识到了大一统体系的不可阻挡，逐渐变成了秦制的忠实拥护者。
不然的话，为何在秦灭之后，他还坚决支持刘邦东进，向着一统天下的事业努力打拼？为何在儒生郦食其提出扶持六国后裔的主意后，身为六国遗老遗少的他竟然斩钉截铁的反对？历史上的复仇者并不少见，但在其后能够意识到仇敌主张的正确性，转而积极拥护新秩序、并为其孜孜不倦奋斗的，也许只有张良。仅凭这一点，就能让他从一众智囊中脱颖而出，境界高人一等。
第二，无视荣华富贵的利诱，以高超的智慧急流勇退，并为后世功臣确立了标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千百年来，无数立下显赫功勋的英才都跳不出这一历史死循环。但西汉初年的张良，其实早已为后世提供了标准应对模板：自我贬低，归功于领导，推卸封赏。刘邦分封功臣时，曾让张良自己在富庶的齐地挑选三万户。
张良却谦虚的说，自己当初能在半路上遇到刘邦，是上天把自己赐给对方；自己进献的计谋很多，那些侥幸成功的，都是因为刘邦慧眼识珠、指导有方。最终他坚决推掉了厚赏，选择了贫穷的留县；为自己立下的功劳，找一个庸俗的动力。张良曾对外宣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
也就是说，自己侥幸立功，只是抱着替韩国复仇的目的，没啥其他野心，从没有想过青史留名；急流勇退，归隐江湖。封侯之后的张良，竟然令人意外的投身道教，“欲从赤松子游耳”，积极从事辟谷之类的道术。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树立起清心寡欲、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人设，躲过了功高震主的危险。在后世，有许多功臣也借鉴了这一套路，比如晚年闭门修道的尉迟敬德、随时以道士自居中唐名相李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