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继位之初，年纪幼小，朝中大臣争权导致国家大乱。当时诺曷钵并不是其国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势力，但唐朝决定投注于他，先派李靖领军弹压各方势力，而后封诺曷钵河源郡王。等到贞观十年（636），诺曷钵亲自入长安求婚，李世民又将弘化公主相嫁，嫁妆甚为丰厚。通过弘化公主的和亲，诺曷钵相当于获得了当时东亚霸主的背书，逐渐稳定住了局面。
从上述两个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对和亲与否的问题上，更多表现在政治投资上。通过和亲与否的选择，来表明对其政权的取舍，并以和亲的方式，谋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以初唐、盛唐的强势地位来说，迎娶唐朝公主（尚公主）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各方势力乐此不疲，如果求亲未遂自然会非常恼火。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便口出怨言“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
“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足见运作良好的唐朝和亲制度，在周边异族政权中的影响力。甚至到了中唐时期，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依旧能够凭借公主和亲获得利益。中唐时期（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面对吐蕃尽占河陇的巨大压力，三位全部和亲回纥（回鹘），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间的“反吐蕃联盟”。
回纥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与吐蕃决裂，并称昔为兄弟，今为半子，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害。（“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四、公主和亲与唐朝国力强弱的关联性有很多人将公主和亲归咎于国力孱弱，并以此作为唐朝国力不强的证据。但其实唐朝和亲密度最大的时期，恰好是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唐朝公主和亲的表格。
上面是我从《唐会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但唐朝后又悔婚，未能成行，不在此列。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各1位。
换句话说，初唐、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占比高达79%，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亲，占比只有21%。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岂不意味着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其实，对于“公主和亲”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即“和亲”说明双方都没有充足把握，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
”因为，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就不需要和亲了，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兵锋时时威胁关中，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时期，唐朝内忧外患，此时和亲又有何用？说真的，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反倒是军队管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另外，从和亲公主的去向，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2位和亲奚、4位和亲契丹，占比31%。其余全部远嫁西部，分别是吐蕃2位、突厥3位、铁勒1位、吐谷浑1位、突骑施1位、宁国1位、回纥（回鹘）4位。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反过来说就是，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
这一点，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而号称“掌控半数天下雄兵”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
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哪个方向对关中威胁更大一目了然了吧！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