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杰论”表面上看，是刘邦一时兴起的感慨之言，似在炫耀自己驾驭臣下的能力，但如果放在庙堂政治的语境下看，这段话绝不是刘邦的随口之言，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吐出的定调之言。先看三杰论的比例，前两杰是文臣，后一杰是武将，文武比例二比一；再看三杰论的次序，搞谋略的第一，干实务的第二，带兵打仗的第三。
如何看土耳其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亦友亦敌的关系呢？
俄美土构成中东局势的铁三角△关系，美土关系重要表现在地理,军事和正治方面；俄土主要表现在地理,军事,经济方面，表面看土是个香饽饽，实际上夹在两大国中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何处理好与俄美关系关系三国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两大国也不打算拿土怎么样，原因是他们都用得着，当一方对土不利时另一方必然出手援救。
刘邦评功的时候，将萧何摆在第一，将军们主张曹参摆在第一，你怎么看？
大汉开国，论功行赏，刘邦说过两段很有名的话。第一段便是一再被后人引录的“三杰论”。说这段话之前，刘邦先问了群臣一个问题，我刘邦因何能得天下，项羽又何以失了天下？当时，朝堂上只有两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些贬损项羽，拍刘邦马屁的套话，刘邦知道朝堂下的功臣勋将急于封赏，于是他绕过如何封赏的话题，说了下面这段话——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三杰论”表面上看，是刘邦一时兴起的感慨之言，似在炫耀自己驾驭臣下的能力，但如果放在庙堂政治的语境下看，这段话绝不是刘邦的随口之言，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吐出的定调之言。
先看三杰论的比例，前两杰是文臣，后一杰是武将，文武比例二比一；再看三杰论的次序，搞谋略的第一，干实务的第二，带兵打仗的第三。这个比例、这个次序，其实是向文武百官传递了一个基调信号：大汉开国后，政治高于军事，文臣重于武将。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刘邦虽然历来讨厌儒生，但治国是政治问题，天下要靠文臣治理，这样的理念他是认同并且推崇的；此外，扬文抑武，可以提高战功的封赏标准，这样帝国的蛋糕才好少切出去一些，因为有战功的武将实在太多了，而这样的文臣却是屈指可数的。
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一个政治手法，用少数做筛子，将多数过滤掉。然而，当时的刘邦并没有绝对的帝王权威，所以他这“三杰论”并没有将蠢蠢欲动，一心要封赏的众武将压制下去。对这个问题，刘邦想拖，但也拖不了多久。很快，廷议谁的功劳最大被推到了台前。这时候，功劳是一个政治含义很浓的字眼，它是一个多方综合、多向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廷议这个问题时，刘邦对先前的“三杰论”做出了微调。
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故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居文臣武将之首。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那时候君臣礼仪还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武将甚至直接进殿与刘邦争辩说，他们这些人披荆执锐，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劳，反不如一个只会舞文弄墨，并无尺寸之功的萧何，是何道理？这时候，刘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发表了一个很著名很直白的“人狗论”——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刘邦的意思是说，用打猎做个比喻，你们这些武将只能算“功狗”，只有萧何才是“功人”，况且萧何举宗数十人追随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负义。封赏还没得到，反倒连人都不是，成“功狗”了，武将们不仅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
于是，在正式排定列侯位次上，武将们抢先推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应列第一，并且刘邦很难反对的人选：平阳侯曹参。武将们的理由是，曹参身上有七十多处伤疤，战功无能可比（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等等），所以必须排第一。刘邦很难反对，原因很简单，曹参和萧何都是刘邦同乡，都是沛县功勋集团的核心人物，并且相互的关系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