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先生的小说《那五》里两句话谑称：“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簇新的大宅子里，树是刚植上的，墙头没有些个蒿草，书画也是今人手笔，便很可断定其业主是新贪污暴发的内务府内官员。我们现在都知道，母仪天下的皇后在过诞辰之时，也是宫中大事，而且在古代叫做“千秋节”，每到这个日子，都要大摆特摆宴席，请到朝廷内文武百官，普天同庆。
但是道光皇帝却认为这样太过铺张浪费，花银子太多，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不过流传下来的习俗，千秋节又不得不过吧，于是道光帝就挖空心思想到了一个方法，在千秋节的这天，请所有大臣直接吃了一碗打卤面，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甚至连一道菜都没有上。这个事情让很多大臣颇为愤慨无奈，但是皇帝和皇后都吃的这个，也只有硬着头皮吃完，这下知道道光皇帝到底多节俭了吧！相信在历史上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节俭的皇帝了。
有人说康熙国库银两留下800万，雍正留了6000万，乾隆留了多少？
这个数字来源于美国学者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他在书中讲到康乾盛世期间，清朝的财政储备充足，最高年份府库存银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至7000万两，而三代皇帝留给后世的财富程大起大落之势，代表清朝只是于康乾期间有过一百余年的兴盛。而实际上此数据与清廷留存档案有些出入，就整个清朝的发展水平看，常年保持6000至7000万两府库储备是相当困难的。
最高存银确实出现在乾隆一朝，乾隆帝虽然败家，但不败国。由康熙到雍正肯尼迪所说的清廷最高库存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户部档案记载该年旧管7466万两存银；这个“旧管”是“四柱清册”中的一项，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四项构成了古代会计结算方法——“四柱清册”。旧管就是期初余额的意思，也就是上期存留下来的银两；新收就是本期增加额的意思，记录当期的收入；开除是指本期减少额，即当年实打实花出去的；实在是指期末余额，也就是本期结算时，府库里实打实的存银数额。
如果照现在的公式算，那么就是“旧管 新收—开除=实在”。乾隆四十二年的旧管为7466万两、新收为1811万两、开除为1095万两，用公式计算便为实在8182万两。由此可见，本年度的财政盈余是716万两，该年份的府库存银是多年积累的结果。由于清廷户部档案保存并不完整（年久霉烂不全），所以并不是每个年份的府库数据都能一五一十的罗列。
在仅存的户部档案中，康熙一朝最低库存是在康熙六年，实在248.8492万两；最高库存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实在4736.8645万两；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六十年的库存是3262.2421万两，但康熙六十一年并没有户部数据留于后世，而在《雍正朝汉文朱批》中有所提及，怡亲王胤祥在给雍正的奏折中提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库实在为2711.9286万两。
雍正元年的户部档案记载的库存实在2371.1920万两，按照当时的财政新收水平、结合当年发生在西北以及青海的地方军事平叛行动，能够保持两千余万两的府库存银，应当大部分归康熙留下的家底。“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
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朝起居注册》而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即位之初，力主改革，矛头对准康熙执政后期的结党、贪腐、空响等问题，雍正即位一个月便通过户部向各省督抚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命令，说明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库存银也许只是一个空头支票。雍正元年六月，山西潞州知府加璋告发原山西巡抚苏克济在任职期间勒索各府州县银四百五十万两，这个数目被查实后，雍正帝下令“籍没家财，以偿亏空”，这说明府库亏空远不止450万两。
此后还有原河道总督赵世显落马，下刑部狱后家财充公；湖广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原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督抚级别高官皆伏法。这些大吏家产充公为雍正元年至三年的府库贡献不小，也说明康熙留下的家底水分很大，所以才有肯尼迪估计的800万两实际库存，但我觉得此数值估计的偏低，应当在1500万两左右。
由雍正到乾隆雍正帝是于雍正十三年（1735）驾崩，该年份的户部档案记录府库实在3453.0485万两；乾隆元年的府库实在3395.9624万两，这个衔接段出入不大，应该是较为准确的数据。雍正一朝的库存最高值是雍正八年的6218.3349万两，因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连续落败，所以府库存银从雍正八年开始逐步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