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因“顺天应人”，不得已才逼迫后周少主退位，建立宋朝；元帝国忽必烈只为“吊民伐罪”，而灭了南宋；朱元璋举“驱逐鞑虏”的民族大义之旗，推翻异族统治，建立了明朝。顺应历史潮流，为“圣人之道”。庄子说：有了斗斛来量米谷，就有人利用斗斛来做诈伪的事情；有了权衡来称东西，就有人利用权衡来做欺骗的事情。
都会以“圣人之道”标榜自己。不也是如此？好人、坏人都可以标榜“圣人之道”。如果名不副实，仁德又有何用呢？如果说齐王仁德，可是齐王被田成子杀了，如果说齐国富庶，却被田成子据为已有，而且还大施善政，老百姓并不反对他。可是田成子，明明是一个小人，恶人，却偏偏得到善终。老子认为，圣智、仁义、巧利三者只是一种空口文饰，不足以当作戒律来治理天下。
所以要使人心归属，就应该认识生命的本源，保持质朴，减少自身的欲望。“道”为大，天为大，地为大，人也为大，人要以地为法度，地以天为法度，天以道为法度，道则遵循自身的规律。道，通常处在无名而质朴的状态，是向相反的方向运作的，王侯若能守护它，天下万物将自动归顺。使天下万民归顺，就像一切河流归顺大海一样。鲁迅对“窃”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的《孔乙己》里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其实，鲁迅写出这么一段，背后一个真实故事。周作人就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窃书的故事》刊在《新民报晚刊》上，其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鲁迅先生和当时一位文人之间。
鲁迅先生曾任职过教育部的科长，下属于傅增湘——中国近代知名的藏书家，这位文人大师早有对京师图书馆里藏的一部宋板书下手之意，幸好鲁迅发觉而制止，没有让他既而得之又嫁祸于鲁迅的阴谋得逞。鲁迅因为险些上了大当 ，从此也笃定一个念头“藏书家即是偷书家”。鬼谷子的祛箧术告诉我们，不要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赢得胜利固然重要，然而，要使基业稳固长久，更重要的是文化。
司马迁之谜:为何欲望过则贪，不及则废？史家司马迁在撰写《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一种矛盾中: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其怨愤之气，一个说没有怨，一个承认有怨？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作却寿终正寝？而这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犹如庄子质疑的“圣人之道”。
司马迁不得不问“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是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人的管理，实质就是管束欲望。方法有宗教，也有仁、义、礼、智、信之道的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人是有理智的，但一旦被欲望控制，则失去理智、迷失心性，沉迷于欲望满足的快乐中，穷尽所有手段满足欲望。
窃钩与窃国，本质上看，一个是小欲望是小恶，一个是大欲望是大恶。欲望就像弹簧一样，压得越紧其反弹力也越大。欲望可成就一个人，亦可毁掉一个人。古人提倡寡欲，庄子尤其推崇。所谓寡欲，不是说刻意地去减少欲望或追求无欲无求，毕竟有些欲望是本能的，真正含义是保留合理的欲望，去掉不合理或多余的欲望。人人都有欲望，都想过美满幸福的生活，都希望丰衣足食，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欲望太多而无止境，或者变成不正当的欲求就成了贪婪。我们每天都在幻想填平心里的欲望，但欲望的沟壑总是难以填平，就会无形中成了欲望的奴隶。不懂收敛欲望的人，会火上加柴，火势难以控制。寡欲能很好的支配欲望却不被欲望支配。欲望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要看怎么开发。掌控得好，就是一种动力，是成功的添加剂，就能在欲望中前行，在欲望中进步。
欲望掌控不好，心中完全被欲望占据，让人欲罢不能，成为牵制自己的枷锁，只能让一些人在失足后而悔恨终生；欲望在生活中也不可缺失，百分之八十的努力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欲望，值得称赞。关键是我们需要在努力之前，学会过滤无谓的、虚假的需求。“恕道”之谜:为何人弘道，非道弘人？一个人有没有仁德，在心性，心中有没有仁德的约束，心中有没有仁德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