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为后世留下大将丁奉，并栽培赵云后嗣赵统，赵广等将军之后嗣，不抱希望的抗衡司马家族。实际上，在文臣中选了司马懿既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也是一个极度失败的选择。他能被我重用，也能随时把我抵垮;他能让我成为雄冠天下的诸侯，也能让我变成溃不成军的乞丐。但在前三国创业，没他肯定不行，但若这样，想杀他的时候肯定杀不了了。
秦始皇嬴政一统乱世，功利千秋，但大秦帝国为何只延续了十五年？
秦朝亡于暴政，这不过是表面现象。秦朝、西晋、隋朝都不长久，其中有个共性，任何以强制武力结束大分裂时期的朝代，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收拾人心、解决长期存在的造成分裂的根本性原因。一、秦朝之前是什么？是从西周初年就开始实行的分封列国制，地区分治的理念根深蒂固同理，西晋之前是好几十年的三国时期，这还不算分裂得太久。
隋朝与秦朝更接近些，它之前，是数百年的大分裂时期。这种共性不是偶然的，后面的历史，依然能找到例子。从大分裂的一地鸡毛，到一些地区强国逐渐实现大地区一统，再到完全一统，从表面上看，秦朝、西晋、隋朝都是最后的胜利者。然而，其中造成分裂的根本性原因，需要这些朝代啃骨头去解决，这可不是吃肉，而是啃骨头，结果这三个朝代都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当然，三个朝代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秦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以严酷刑法和强大的秦军保证其统一政策的实施；而西晋呢，听之由之，以大贵族的支持维持其统治；隋朝呢，同样实施了大规模的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改革，宁可得罪关陇贵族和地方实权派。于是，三个朝代之后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秦朝之后，有辉煌的汉朝；西晋之后，中国陷入更大的分裂；隋朝之后，是繁盛的唐朝。
二、秦灭六国，六国的仇怨均集中在秦朝身上六国的王族、贵族因为失去了其特权，对秦朝恨之入骨，这是肯定的。同样，在统一战争中，秦军屠杀六国军民，据说光白起就杀了上百万人，老百姓们能不恨秦朝？还有一类人，可能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游走天下的学者、士人，因为秦朝禁止言论、还以吏为师，他们不但失去了一朝骤贵的机会，甚至失去了谋生的途径。
秦末，起义军蜂起，大多数义军的头头都是六国的老贵族后代，各国士人为义军之中坚主力，造反百姓如同潮水，最终淹没了秦朝。三、秦朝的苛法和暴虐，只是加快秦朝覆灭的因素打天下不同于治理天下，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不得不说，秦朝原本就是依靠其强制法令来迅速解决国家治理中的问题的。商鞅改革，也以严法厚赏来推行，前三年，秦人都觉得很不自在，三年后才国家大治。
秦朝建立后，同样要以严法来推动其解决长期分裂的政策，但此时秦国的国土，比起商鞅时期何止扩张了十倍，秦人不自在了三年，那整个天下的人是不是得不自在三十年，才能初见革新的成效？事实上，这还不是倍数的增长，而该是量级的增长。恐怕得五六十年后，革新的效果才能得以最好体现。恰恰，汉兴五十年后，进入了汉武帝的极盛时期。
假设，曹操统一天下，或是刘备统一天下，现代思维的你更倾向谁一统？为什么？
年少时，读《三国》，恨不刘备一统乱世。仁善、爱民。手下文有诸葛、庞统，武有五虎关张赵马黄，一副明君贤士良将图。及至长大，经历世故，看多书籍，有了自己思维发散的认知，才知道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以及世间万象，并不是人云亦云，都是适用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观点的。刘备仁义，不也是在荆州地盘上，与孙权争三夺四，推诿扯皮，权谋用尽吗？刘备善良，不也是夺了同宗兄弟的地盘吗，得了益州后，不也是兴奋难抑，大加封赏手下近臣，民生置于后吗？！什么正统不正统，乱世中站直了别趴下，就是王道。
理解刘备，也理解了刘备就一枭雄。唯其创业颠簸，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后人挑指赞誉。反观曹操，跳出罗贯中笔墨扭曲，他举正师灭袁术，势亏时克袁绍，败吕布讨刘表，荡平北方，兼破匈奴，真雄杰也；他改善恶政，重用人才，兴屯田制，倡俭弃奢，真大略也；他横槊赋诗，悲凉慷慨，真性情也。如果说刘备的人格魅力，在于会为人，会团结团队，那么曹操的人格魅力就在于胸襟广阔，志在千里。
他明知关羽重义，而成全放之，陈琳檄文恶言，一笑置之。若说权谋，世人有厌。然而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刘备、孙权，亦不敢说从未厚黑行事过。不多絮言，主观抒意。如若刘备一统天下，跟随他的兄弟，手下，定会大加厚赏，荣光添身。刘备也会想亲善天下，但想的更多的怕是，学高祖刘邦，后代为王，分封各地，亲善士族，轻于民生，如何巩固家族天下。
从东汉末年到隋文帝一统天下为中国的第二次大分裂，造成这种形势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自董卓入洛阳到隋文帝一统天下（189—589），整整四百年，中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状况中，与周平王东迁到秦始皇统一（前770—前221）的五百五十年的状况相差无几，这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第二次大分裂的因素与发展，较春秋战国时期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些，容后叙述，我们现在要分析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第一是后汉地方官权力很大。
郡守的地位很高，秩两千石，与九卿地位相等，政绩好声望高，可得征召入京为丞相，中央政府的高官，亦可出任为郡太守。郡太守可独自选任属吏，不受中央管制，所属低级官吏，限用本郡人，高级职员则不受籍贯限制，所以郡守可以笼络天下人才。前汉有郡尉主军事，后汉地方军不受军事专业训练，故郡尉被取消，地方武力直接受太守控制。
太守主持全郡军政自不待言，财政亦由其自由支配，只是每年派人到丞相府汇报而已，任期也无限制。事实上，他们俨如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只是不能世袭而已。郡之上有州牧，由武帝时的刺史演变而来。武帝设刺史秩仅六百石，为皇帝耳目，权力虽大，但职位低，做刺史九年而善尽职守者，才可迁升为郡太守或国相。后汉改秩两千石，地位提高，同时有治所。
灵帝时因地方不靖，乃改刺史为州牧，主管该州所辖各郡。全国共有十三州、郡国一百有余，每州辖七八郡不等，州牧便成为雄踞一方的势力。第二是由于后汉士风重名节，对恩主报恩的观念深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道义集团。郡守可自任属吏，又可选举孝廉，孝廉要向恩主报恩，属吏对主官竟比之为君臣关系，属吏要忠于他们的所谓的“君”。
有一位太守贪赃枉法被下狱，朝廷拷问他的属吏以求罪证，属吏竟以“臣不能谤君，子不能责父”作答。有一位县令闻知他的恩主要经过县境，乃去迎候，因稍迟未得见面，遂弃其官守，追见其恩主。这一类事例很多。因此，在后汉的士人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只有效忠于个人的“热忱”，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是分裂的原动力。
第三是后汉以门第与士族为中心的分裂情势。察举孝廉与报恩两件事交互影响，使得后汉的门第形成。按郡太守察举孝廉并无客观标准，全由自己主观决定。太守为了向当初荐举他为孝廉的恩主报恩，最佳的回报是也举恩主的子弟为孝廉，如果其人在本郡，荐举是极简单的，如果其人不在本郡，也可辗转请托以求达到目的。于是有地位的人家，其地位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有如滚雪球一般，仕途遂逐渐为一个个大家族所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