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人才能算是游侠？为什么像荆轲这样慷慨重义的江湖人物却没能进入司马迁写的《史记·游侠列传》呢？这帧剧照讲述的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法国老人接到了来自澳门的噩耗：他的女婿因为向警方揭穿黑社会集团的账目而惨遭灭门，女儿和两个外孙不幸喋血枪下。
什么是游侠？
本期话题在战国以至西汉的历史上，游侠是一群最神秘也最富有魅力的人。究竟什么人才能算是游侠？为什么像荆轲这样慷慨重义的江湖人物却没能进入司马迁写的《史记·游侠列传》呢？这帧剧照讲述的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法国老人接到了来自澳门的噩耗：他的女婿因为向警方揭穿黑社会集团的账目而惨遭灭门，女儿和两个外孙不幸喋血枪下。
为了替女儿一家复仇，老人重新抄起了20年前的旧业，并在澳门当地雇佣了三个和自己一样的杀手同行——阿鬼、阿柱和肥乐。老人允诺三人，一旦他们帮自己达成心愿，他将把包括巴黎的一所大宅和一间餐厅在内的全副身家统统赠予三人以为酬报。这不是一桩简单的买凶杀人的交易，因为老人除了要付出金钱，还必须跟时间赛跑：曾经的杀手生涯在老人的头颅中留下了一颗子弹，因为这颗子弹，他的记忆正在消退。
如果有朝一日记忆退化为一片空白，那女儿的仇家恐怕也会在老人的脑海中销声匿迹，最终复仇的渴望将会被时间强行抹去。在这帧剧照里，阿鬼、阿柱和肥乐站在海滩上，看着老人的记忆就像落日下的海潮一样缓缓退去，他脸上已不复有狰狞的仇恨，正在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中间享受着桑榆暮景的欢乐。眼前的一幕让肥乐不禁发问：“如果一个人连记忆都没有了，那他心中还有仇恨吗？”他的话立即引起了阿柱的共鸣：“要是还能有选择的机会，你说他宁愿记得（那桩血仇），还是不记得？”话音刚落，身为三人头目的阿鬼坚定地说道：“他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于是乎，他们把老人留在了快乐的海滩上，转身离开，去兑现助他复仇的承诺，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脱去阿鬼身上的风衣，摘掉他的墨镜，杜琪峰导演在《复仇》这部影片中描写的阿鬼活脱脱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侠”或许是最顽强的文化情结。
这种诞生自先秦时代的神秘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代复一代的文学不断演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执着地在彩色胶片里，在枪林弹雨中做着关于游侠的幻梦，《复仇》里的阿鬼只是梦中形形色色的游侠人物的其中一个，而已。我们喜欢谈“侠”，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侠”？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是一群什么人？我们又能用什么标准把他们和别的社会群体区别开来呢？东汉学者荀悦尝试过回答这些问题，他说：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史记集解》把荀悦的话翻译过来，游侠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合到一起，凝成世人所不可侮的强权。至于这种价值观念是什么，荀悦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猜，他指的是江湖道义，也就是司马迁所谓“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事实上，司马迁本人也正试图从江湖道义的角度为游侠制定一个身份标准，他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试图让我们相信，只有那些讲原则、守信义、有人格的江湖大佬才有资格被尊称为侠。如果以电影里的角色而论，像阿鬼这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杀手就算得上侠，而更多的只管杀人越货的江湖匪类，无疑要被司马迁降格为游侠不齿的“豪暴之徒”。
虽然太史公用热血澎湃、一唱三叹的口吻不断强调道义对游侠是多么重要，但抛开感情的共鸣，理智却不容许我相信道义是界定游侠身份的绳尺。因为阿鬼如果算是游侠的话，那么他的那些古早时期的同行们——豫让、聂政和荆轲不该同样被视为游侠吗？可事实是，对这些人，司马迁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史记·游侠列传》而另立了《刺客列传》。
一部分当代学者试图用他们的研究打通“刺客”与“游侠”的壁垒，论证司马迁所称的“游侠”其实是包含“刺客”在内的，但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奏效，因为司马迁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中略）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史记·游侠列传》对秦代之前的布衣游侠的事迹，司马迁明确表示他一无所知，也无从得知。
这意味着写入《刺客列传》的豫让（属春秋）和聂政、荆轲（属战国）肯定不算司马迁口中的“古布衣之侠”。但这三位刺客又分明具备了“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道义特征。以是否具备道义来界定游侠，最终却将为道义殉身无悔的豫让之辈排除在游侠的范畴之外，太史公对游侠这个概念的描述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自相矛盾。
在现代学术观念中，一个概念能够成立的基础是必须具备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以道义来界定游侠的范畴，导致后来学者将刺客滥入此范畴当中，这表明“侠”的概念在司马迁那儿没能建立起准确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口中的“侠”同其他社会群体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黏连，甚至与“侠”发生黏连的社会群体还不止“刺客”这一个：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中略）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
——《訄书·儒侠》从行为准则上看，游侠的道义与儒家的仁义实在是太像了，无怪乎章太炎先生要将游侠和儒生打并归一。如果我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司马迁的思路，用道义来界定游侠的范畴，那么我们将不断遭遇诸如“侠出于儒”或者“侠出于墨”这一类史学命题的困扰。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儒家或者墨家从不承认游侠是他们的同类：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然儒、墨皆排摈不载。——《史记·游侠列传》话说到这儿，不难看出，我们跟随司马迁的指引，以道义为线索去追寻什么是游侠，结果却被他带进了死胡同里。是时候改弦易辙了。可要是抛开了江湖道义，我们又能用什么来界定游侠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究竟哪些人是古人眼中公认的游侠。即以西汉为例，《汉书·游侠传》载：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
①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②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③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④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汉书·游侠传》在这段文字当中，班固提到了四类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差异悬殊的游侠。这其中的第一类如代国国相陈豨，他本是追随高皇帝刘邦征伐天下、开创汉家基业的从龙功臣，属于异姓军功集团的一员。
第二类譬如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一个是刘邦的侄儿，一个是刘邦的庶孙，都是宗室的同姓、皇族的血亲。至于第三类——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前一位是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娘家侄子，后一位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兄弟。俱出刘姓王室的姻亲外戚。这三类游侠都是身份贵重的社会名流，只不过通天图龙，各有其术——功臣凭战绩，藩王靠血统，姻戚则攀援裙带关系。
四类西汉游侠中唯一的另类是剧孟和郭解，他们是远够不着上流社会的贫贱阶级，是活跃于市井坊间的布衣百姓。为什么班固要将他们与前三类人相提并论，这四类人物的共同特征又是什么呢？钱穆《释侠》分析道：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
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中略）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释侠》西汉游侠，或者贫贱，或者富贵，但无一例外都做着这样一件相同的事情：每位响当当的江湖大侠都维持着一个规模庞大的门客集团。
史书中提到他们的追随者，动辄说“从车千乘”或者“门客千人”。凡不养客的人不能被称之为侠，因为从训诂学上说，“侠”这个字正是以“养客”为最原始的含义。唐代学者颜师古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汉书·季布传》注把这段话翻译过来，颜师古的意思是游侠是依靠自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深刻的政治背景以养客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集团势力。
这个集团的核心和领袖才有资格被尊称为“侠”。至于《刺客列传》中的传奇人物，除曹沫之外，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都得算是游侠门下的“客”，只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刺杀活动，故而又别称“刺客”。如果还用电影《复仇》中的人物来模拟，那么阿鬼、阿柱和肥乐就是刺客，而他们曾经的幕后老板，那个买凶杀害法国老人的女婿一家的冯先生才是古人口中的所谓侠。
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游侠和刺客都奉行同一套江湖道义，因为所谓江湖道义本来就是侠客集团中各成员相互交往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它既对上约束领袖，也对下约束门客。阿鬼之所以反水，帮助法国老人来向冯先生复仇，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冯先生“坏了规矩”：江湖事，江湖了。祸不及家人，你不该朝仇家的女眷和孩子下毒手。
颜师古说，游侠必定是有“权力”，足以裹挟他人的人。但他说的这个“权力”，倒并不一定非富即贵，更不是暴横的武力。《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这么个故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史记·游侠列传》西汉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杜绝割据势力，往往由地方政府造册编撰豪强名录，并将这些人举家迁徙到关中，监管于天子辇下。
当时世人眼中的所谓富豪，通常要具有三百万以上的资产。可河内大侠郭解家里穷，够不上这个标准，因而为自己被编入迁徙豪强的名录大呼冤枉，还请出了将军卫青到汉武帝面前为自己关说。卫青向武帝进言，道是郭解太穷，不该被徙。精明的汉武帝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他一个平头百姓居然手眼通天，请得动将军的尊驾来替他说项，这还能是穷？”果然，举家迁徙的时候，郭解收到了各路朋友的馈赠，加起来有千万之巨——远超过三百万的“中訾”标准。
像郭解这类的布衣游侠，乍一看或许不算富有，也不担任高官显爵，但他的社会影响力——或者径直称为“势力”好了——却足以和王公亲贵分庭抗礼。与郭解齐名的洛阳大侠剧孟，在七国之乱时前往投效太尉周亚夫，周亚夫兴奋地说，他来了可顶得上一个大国的作用呢。“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这令宰相都为之侧目的煊赫权势，绝不是独来独往的刺客所能具备的。
《游侠列传》对游侠的定义什么？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 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而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做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干犯法禁，祸害社会。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赞》中评论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起有既乎！’峪戏，惜哉！”《游戏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从篇后的论赞表明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
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的生花神笔。司马迁真实的追叙当年的思想感情作为赞语，真实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年青一代对大侠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大侠们的平凡而出人意外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也流露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天寒三年十二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株连受腐刑。在生于死的沉痛思考和严酷抉择中，他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提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在《游侠列传》中，他高度称赞了不被主流思想所推崇的游侠，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为了助别人解脱困境，不惜牺牲自己，而侧面批判了以公孙弘，张汤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压制个性，纯粹沦为统治阶级制造顺民的工具。在游侠起源的理性探讨上，司马迁的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展了发家的理论。他不仅认为经济地位决定游侠风气的盛行，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游侠的盛行，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游侠的阶级性。
就在游侠之中，还可以分为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以及“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与卿相之侠相比，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闻天下，顷倒众生，当然更加不易，更有过人之处。与“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同类”是对布衣之侠的歪曲与误解。
中国游侠的发展过程，可以追溯 到咏侠诗，最初在民间社会流传的关于游侠的歌谣与民谚，它们是社会现实最直接、最尖锐、最迅速的反映，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作品。从《游侠列传》全文看，司马迁对游侠并不是盲目的赞扬和宣传，而是辩证地分析了游侠的方方面面。他既看到了游侠身上难能可贵的高尚精神，又看到了游侠风气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