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他成为了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希望中国也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久，周作人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子并且娶为妻子，这个女人就是极大地影响了他今后人生的羽太信子。若干年后，郑振铎曾经这样评价周作人: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携妻回国，在绍兴当地担任了英文和日文的老师。
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月刊》担任了编辑工作，不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传播工作，号召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能够尽快地觉醒。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和进步潮流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趋势。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民主革命很不彻底，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一处阵地。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下，一大批的有志青年和进步分子都成为了那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一时间，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从小就与兄长鲁迅的关系亲近，所以周作人非常依赖他。
即便，他已经成家立业，但还是依然与鲁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同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呐喊。1924年，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生，鲁迅明确支持自己的学生许广平与刘和珍等人，公开反对由教育部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共同在《京报》上发表声明，鼓励学生们继续发表正当要求，继续发表爱国主张。
在此期间，周作人始终都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不仅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安抚学生并且维持安定的教学环境。就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中出现了问题，逐渐上升为一场尖锐的矛盾。羽太信子向来都是养尊处优的小姐，对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质量都要求很高。以至于，凭借周氏兄弟们不菲的经济收入，却不能满足她的无度挥霍和奢靡享受。
久而久之，作为大伯的鲁迅认为再不管不行了，只得婉言劝导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结果，向来都非常惧内的周作人不仅没有听从哥哥的好言相劝，反而在日本妻子的鼓动下写出了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愿你安心，自重！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在兄长鲁迅面前拍下这封绝交信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在信的开头，他甚至称呼自己的亲哥哥为“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恩断义绝的决心。起先，作为兄长的鲁迅还寄希望于弟弟能够回心转意，直到三年以后才彻底死心。据鲁迅回忆，他在1926年6月曾回旧院去取过东西，竟然还遭到了弟媳羽太信子的无理取闹: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
对于这次冲突，周作人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自己的妻子。从此以后，兄弟之间终于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成为了“用笔吃饭”的汉奸。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肆意侵略，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为社会的文化名流，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号召政府和民众都能强力反对侵略，恢复东北的山河。
不过，面对中日两国在军力上的差距，面对日本妻子的“循循善诱”，周作人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抗战的主张。甚至，他还宣称贸然出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消除中日两国的纷争。而且，羽太信子不仅把“周宅”的门牌摘下，还自顾自地更名为“羽太寓”，甚至挂起了日本的国旗。对此，周作人竟然表现得满不在乎，作为一个文人学者，他深知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因病过世，整个上海都轰动了。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公开露面的宋庆龄也在收到消息后亲临了现场进行致哀。三天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中抬出，准备运往万国公墓进行安葬，沿途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场面非常悲壮而浩大。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扶灵者多达8人，包括了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矛盾和胡风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