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写《围城》后，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
钱钟书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学贯东西，嗜书如命，曾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外文系教授。钱钟书因周岁“抓周”时抓的是一本书，故取名“钟书”。人如其名，钱钟书一生钟情于书，读书不倦、嗜书如命。钱钟书幼时与弟弟钟韩跟随伯父读书。伯父每日早晨必上茶馆喝茶，而钱钟书总是紧跟其后。伯父以铜板一枚买一酥饼，再向书摊租一本小书给他。
钱钟书吃完酥饼即开始看书，一直看到伯父领其回家为止。七八岁时，钱钟书开始读小说。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快被他读完，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古典长篇小说，以及《聊斋志异》。上中学后，钱钟书读了很多文学刊物，还读了大量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长篇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等书，还有各种探险小说，读得非常入迷。
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钱钟书究竟读过多少书？有一天，钱钟书和他的一位学生逛书店。他对身边的学生说：“你在这儿如果能找到一本我没读过的书，我就不算是你的老师。”学生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有听说过的冷僻书籍问钱钟书看过没有？钱钟书立刻能说出此书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未出错，学生惊叹不已。
钱钟书看书如八戒进食，食量甚豪，粗细不择。厚厚的字典，拿来就读，不入流的小书，他看得津津有味。他还喜欢将书中的故事说给杨绛听，他的表达能力很好，连比带画，说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听得人往往也是兴致入神。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肯定少不了他的想象和创作，但更多的灵感来源或许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切身经历。
1941年，钱钟书来到了上海。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因此被困于上海。正是由于他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情绪和经历，对《围城》的主旨和书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围城》中的人物经历就完全等同于钱钟书的个人经历。《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
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围城》创作写于1944~1946年，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首先《围城》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揭示一个存在困境，故事又发生在动荡的抗战年代，小说里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迁流，真切地反映出那个战争年代的人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实实的在场感。
其次《围城》最为人称道的是精彩生动的描写，一个个妙喻把作者的想像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围城》还包含深刻的文化寓意，作者本身就是渊博的大学者，他把一些文化批判巧妙地寄寓在小说中，彰显精湛的艺术造诣。总之，《围城》是部浅的人读来有趣、深的人读来有味的伟大的小说。《围城》内容介绍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
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
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