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学说和孔子的事迹，弟子们各有记录，后来编成一本书，就是《论语》，有人根据《论语》对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并写成了《孔子的教育思想》，该书较全面地从孔子的世界观、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等方面总结分析评介了孔子的教育思想。
为什么我国古代只崇尚私德教育而不提公德教育？
中国古代历来有两个意义上的公德和私德之分。其一也就是人所共知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可以说是儒家五个主要的哲学范畴，可以进行广泛的诠释，既可以推到形而下的意义上，也可以作形而上的、甚至更为本源的阐释。它们可以是个人奉行的修身之本，也可以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之道。因此，这五常可谓既是公德，又是私德，关键在于如何阐述！第二种公私德之分则是狭义的。
例如荀子的“礼有三本”：贵天地、贵先祖、贵君师。如果说前两本意味着于个体而言的私德，那么后一本则带有明确的公共意义，可以称之为公德。并且从这三本的关系来看，前两本有逐步被第三本取代的趋势，此趋势既是纵向的、历史的，也是横向的、逻辑的。或者说，其中暗示了这样一条明为横向、实则纵向的德性发展路线——以先祖代天地、再以君师代先祖。
这也符合宋代之前儒家形而上学的走势，君师之本逐步取代了其它两本，以统治形而上学统摄了哲学、宗教的形而上学。统摄并不表示摒弃，因此荀子说，不忘身、不忘亲，方能不忘君。换句话说，百姓对身与亲的不舍，反而有利于君王的统治。譬如，国家要设特务部门，厚赏特工，百姓之子必无不踊跃。或者，公务人员将家眷都交给政府安置，同时也意味着不能说反政府的话，否则不但自身难保，家庭也难逃厄运。
从秦到汉，恰恰是连坐之制盛行起来的时期，也是君师之本与私德结合起来的产物。因而，荀子对私德与公德的同等重视，恰恰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利用和钳制。尤其在一个集权国家里，作为三本代表的君师，一方面倡导个人私利、家庭私德，另一方面注重尊君爱国。而实际上，恰恰以后者为体，而前者为用。这也很类似近代以来的种种新法家主张。
例如，梁启超在《论公德》中写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家，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后来一方面转向了墨家的“圆满之实利主义”，另一方面重返儒家渗透着“公德”的“私德”，其实恰恰反映了他对荀子后儒的认同。李泽厚的“中体西用”观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公私之分。他以“社会性道德”为体，“宗教性道德”为用，其实就把群体性的公德摆到了形上的高度，并把哲学、宗教性的德性限于个人修养的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