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二手迈锐宝价格多少，14年20顶配迈瑞宝二手价格

也许你曾尝试卖掉一辆车，却发现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价格；也许你曾尝试买一辆车，结果却发现价格贵得离谱；又或者，你以理想的价格买到了一辆车，却发现这车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表面看不到的问题。

在这个网络爬虫的项目里，我尝试分析二手车的价格到底受什么因素影响。我爬取了Carfax网站。用户可以在上面查询一辆车的过往历史，以避免买到有问题的车。

我使用Selenium爬取了符合下面条件的车的url网址：首先，在纽约市周边50英里内售出；其次，价格低于15000美元。

在收集到全部url后，我使用scrapy来进一步收集了每个车的具体信息。收集到的价格指的是经销商的售价，不是现在的市场价格。由于时间维度的限制，我一共爬取了6747辆二手车的数据。

我对数据进行了一些分析。首先，我做了一个价格和年代的散点图。

然后是一个价格和年代的箱线图。

以及一个价格和年代的柱状图。

我好奇2015年时，为何价格随年代上升而下降的趋势没有延续。在研究每年的汽车清单数时我发现了有趣的事情。

因为许多车是出租3年再交回的，所以车龄在3年的被出售的车的数量高出很多。这可能是2015年价格高出其他年份的一个原因。转卖二手车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里程数。下面是一个出售汽车按里程数分类的直方图。

价格与里程数关系的色码图（hex chart）：

当比较生产商时，由于此前的过滤条件设定在低于15000美元，所以呈现出朝奢侈品牌的偏斜。下面的图显示了各个生产商的转卖价格的分布。

下面是不同车型的价格分布。

对于那些在乎环保的用户，这是一个不同动力类型的车的价格分布。

不同动力传送系统的分布：

我使用双样本t检测比较了自动挡和手动挡的购买价格，看一看两者的平均值是否在统计学上意义上有不同。它们在统计学上确实不同。自动挡的比手动挡平均贵了1300美元。

许多人关心购买的车的文件（title）上记录的状况。一个有趣的比较是那些没有事故记录的车和有过事故的车：

很明显，没有事故记录会给价格带来很大影响。双样本t检测显示，平均值上的差距在1150美元。

最终，基于所有数据，下面是各款车型的二手转卖价格数据分布：

一些简单的结论包括：自动挡比手动挡贵出1300美元；没有事故历史的二手车比有事故历史的贵1150美元；箱式轿车比其他车型的二手车卖的好等。

这些结果不仅对于那些想要购买二手车的人有参考价值，而且也对想要买新车的，纠结于买车还是租车的，以及考虑是否要卖掉现在有的车的人有价值。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进击波财经（ID：jinbubo），作者：沈帅波。

一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我们对她有多少城市、县、镇、村并没有完整的概念？

中国有多少城市？

答：285个地级市、15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

中国有多少县城？

答：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860个市辖区、368个县级市、1453个县、117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

中国有多少乡镇？

答：41658 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2个区公所、7194个街道、19683个镇、13587个乡、1085个民族乡、106个苏木、1个民族苏木）。

中国有多少村？

答：662238 个村级行政单位（包括街道办事处），概括一下就是：中国有约300个“城市”，2856个“县”，41658个“乡镇”，662238个“村”。

二

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北上广深的中产家庭，那么他是幸运的，但他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大概率上他不会受很多苦，过平顺的生活。但他或许就屏蔽在占这个国家微不足道的面积的区块里，并以为这就是世界，“平顺”往往会让人错失真正的霸业，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渴望霸业。

出了一线，新一线，二线外，中国社会已经切换至原始的丛林社会，血缘社会，在这里弱肉强食与血缘纽带并存，形成了看不见的“潜规则”。只有读懂了这个规则，看透了十几个一二线外的市场，才有机会真正逐鹿中原。

本文以江苏北部淮安市及其辖区内的县／镇／村为例。江苏省是中国南方排名靠前的富裕省，但北部起步晚，底子差，比南部苏州，无锡，省会南京动辄上百家上市公司还有较大的差距。淮安市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故而其作为我们全国性的参考标准具有中位数的标杆意义。

三

这个民族从不缺乏无尽的辛劳，在金湖县的足浴店，给我捏脚的小哥，来自四川南充农村，带着一副眼镜，通过朋友介绍来到淮安金湖县打工，以前在深圳捏脚，赚的比这里多，但存不下钱，赚点钱就去买彩票，吃喝玩乐掉了，所以来到了金湖。小哥84年生，20岁的时候就结了婚，孩子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不知道老婆现在在哪里。每个月赚5000元左右，寄三千回老家给孩子和老人。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不停给客人捏脚，睡在店里，晚上去吃个10元以内的夜宵，他不看今日头条，他说社会上大多数事情和他毫无关系。但他喜欢看“逆袭”类小说，他说这能够消遣时间。他们有的同事，一年在手机上买小说要花3000元以上。

小哥说他，每换一家店就要被要求重新换按摩手法，这让他觉得很麻烦，或许这就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的问题所在，从来不愿意主动改变和学习，跟随着命运随波逐流，即使非常非常辛苦。

终其一生，他都会在不同的店里给客人捏脚，他早已接受了这个结局。而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按摩足浴这个产业保守估计有一千万以上的从业者，他们的出身与命运大多相似。

在和县里的出租车司机交流时他说，以前每个月都能跑一次淮安和南京（约100公里的大活），现在几个月都没有一单，都打顺风车拼车了。收入也从原来的六七千，降到了四千。

火锅店的小妹底薪2000-3000不等，包吃住。她们买手机一定买送流量的，一个月送几十G，优酷，腾讯视频免流量那种。她们用的口红是拼多多上5元钱买的，而这个口红在拼多多上一个月的销售数量是十万支以上。

他们对世界发生什么，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省里正在发生什么，漠不关心，他们从未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他们是旁观者，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以及消磨掉不工作的时间。

四

县城看似简单，开着车，大多数县城20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整绕一圈，但县城有自己的一套生态体系，即使一个普通公务员，家里必定能找出人是公务员，别看镇上的卫生院没什么钱，但是要进去还是得经过三姑六婆，层层关系。

这也是最绝望之处，县里的肥差和生意基本垄断在地方上有权势的人手上，外人不可窥视。

中国一线城市的重要意义是：给予普通青年，通过自我奋斗换得一片天空的可能性。即使这个窗口正在收窄。

县城的大多数门面店，基本看不到什么人来人往。基本都是做熟人生意，一个老大爷开杂货店开了25年，终于在五年前扩张了十平方，增加了两个麻将桌和一个福利彩票机。

本地人虽然也多是打工者，但依然看不起外来的一起打工的人。这个情况在全国其实都是非常普遍的。本地人最大的期待就是拆迁，根据全新的计算方法，平均每家宅基地和自留地拆完，能有两套房，还有二三十万的钱，因为树有单独的补偿，所以很多人家都突击种树。密密麻麻，像种菜似的。

历年来，金湖县里考出去的大学生，都往南走，去了南京或者上海，鲜有去淮安市里的。即使中国高考问题很多，普通家庭改变命运的基本办法依然是高考，然后去新兴城市寻找机会。

人们背井离乡，为的是改变命运，抑或是给下一代创造更好一点的起点。这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五

农村的人口流失已经非常严重。我们所到之处，基本没有看到年轻人。在一个村子，我们看到大妈们在路边晒黄豆，然后用龟速去翻筛，对于她们来说，时间是最不值钱的。很多村子，如果没有卷入到新的社会分工里，除了修了柏油路，几十年来没有改变，也没有变得富裕。而像浙江桐庐，这样的快递之乡，都早已翻天覆地，在福建甚至有镇级市的出现。

如今农村，大量的地都承包给了大户或企业，江苏基本是平原，非常有利于机械种植收割，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

下面放一组数据：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农村居民为6.74亿人

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超13.6亿人。

2014年底，中国农村劳动力共有40506万人，其中，外出就业1586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9.16%。

其次，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的为22629万人，因此，农业劳动力供给为17877万人。

总数约占全国劳动力的5.3%。

职业农民已经降到了历史上最低比例，并且会持续下降。

故而一个基本判断时：中国的城镇化尚未达到饱和，会继续保持增长。

但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农转非之后带来的大量后遗症。

六

中国人对白酒的热爱，是一种狂热的热爱。这支撑了一个数万亿的市场。

驱车驶上京沪高速，从南向北，几乎60%高速大牌，全部被洋河股份和古井贡酒包了。（洋河密度是古井贡酒的三倍以上）驶过苏州段，基本密度又提高一倍。五小时后，如果问我晚上喝什么酒，我的脑海里只有洋河-天之蓝，海之蓝，梦之蓝了。这就是另一个维度上的饱和打击。

在中国960万公里的土地上，互联网广告占据的依然只是极小的份额，地面市场，依然大有可为。

我们来看白酒市场的头牌茅台。2017年茅台销售收入764亿元，同比增长50.5%，超年度计划27个百分点。茅台集团总经理李保芳表示，2018年茅台集团目标含税收入900亿元，同比增长18%以上;

下面划重点：去年投放市场的真茅台只占以茅台名义销售的10%，也就是90%都是假货。

截至2017年9月，贵州仁怀市酒类企业数量达到了2811家。按照全市总人64万算，平均两百人就有一家酒厂。该市也是假茅台的主产地。

再来看洋河股份，2018年上半年，洋河股份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45.43亿元，同比增长26.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50.05亿元，相较于上年同期的39.08亿元，涨幅在28%左右。除了主阵地江苏外，增长最快的是山东省和江西省。

七

高速大牌是全国市场品类兴衰的最好见证。

除了白酒外，高度大牌猛砸广告的主力品类是：电动车／家居（卫浴，厨电，家具）。

家居市场是伴随着中国房地产而而生的品类。因为连续四十年的城市化的进程，使得这个市场诞生了大量的巨富企业。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走到了拐点，家居品类亦走到了拐点，这里就诞生了大量的新机遇，以及会有很多老玩家淘汰出去。

我认为：中国自行车市场的消费升级是电动车，而不是小轿车，更不是新能源汽车。

中国家用小轿车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剩下的需求更多的是置换，所以二手车市场正在崛起。但大规模买第一辆车的需求已经进入下降通道。

下图摄于江苏淮安市市中心商场门口，密密麻麻，连绵不绝的停着电动车。据估算，这个城市电动车的保有量不会低于30-40万辆。但这个城市常住人口不会高于200万。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都惊了，竟然有这么多电瓶车。

所以，当很多人吐槽为什么雅迪会去赞助世界杯的时候，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暴露了自己并不了解中国的基本事实。

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通人民是依赖电动车，摩托车生活的。而不是轿车，也不是地铁。城市里的打工者，2856个“县”，41658个“乡镇”，都是他的主力用户。而他们喜欢看世界杯。

雅迪已经于2017年，突破了年销400万辆的关口，并且电动车是需要2-3年换一辆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爱玛等品牌，均实现了连续性的快速增长。

电动车市场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是一个成长于四环外的万亿级市场。

今天，在中国谈论特斯拉，依然太过于遥远，注定只能是一小群人的市场。即使，我们被马斯克的人格魅力征服。

如果你觉得5000元一辆的雅迪，2000元一辆的爱玛很low，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打开拼多多，搜索电动车，会出现很多500-800之间的电动车。

如果你认为肯定很多差评，那就又错了。我看到的是全是好评，晒图好评。

而背景基本都是农村的样子。

故而，电瓶车已经形成了分层。他们内部也有一个鄙视链。这种鄙视链呆在一线是不能理解的。

八

VIVO和OPPO的成功是有理由的，是复制难度极高的。他们的下沉能力和中国邮政到了一个水平线。下图摄于一个江苏北部小镇。这个镇的“商业街”（如果可以称为商业街的话），一纵一横不到100米。OPPO和VIVO基本占住必经之处的核心焦点。

以下这张图是我二月份在印度的一个破败的小镇拍到的，当时车速比较快，所以比较糊。（对比之下，我国的建设明显高几个段位）VIVO和OPPO在整个印度的覆盖也是做得相当好，甚至还冠名了地铁站，整个地铁站晒成了VIVO蓝色。

地面渠道的组织能力，是一种短期无法复制的能力，是一种说得明白，但说明白也没用的核心能力。

这对我们的启示：欲成霸业，必先与泥土为伴。所有的空中楼阁，都只是幻觉，所有的幻觉都如雾亦如电，随时会消失。只有泥土一直在那里。

九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从未见过真的，是不是假的就是真的？

Nike不是第一个做运动鞋，三星是从抄袭起家的。只是他们后来都做大了，就成了高端品牌了。

所以想完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山寨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

大多数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有山寨或Copy的前身。从短期生意来看，这是一条借船出海的捷径，从长期生意来看，我们需要花数倍的精力去思考我们的长期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但第一步往往是暴力的。

苏北四日，我起码看到了五个假的New Balance专卖店，最真的那家，我差点都没有认出来。

有的假的程度，我甚至怀疑他是盗版假的盗版。可能那个制造商自己都不知道真货是哪家。

朋友告诉我，百事可乐曾经派人到县城去做调研，发现即使在中国几十年投放了几百亿的广告，还有人不知道百事可乐的存在。

在中国，你以为众所周知的事情，起码还有一个亿的人不知道，而往往实际上是十个亿的人都不知道。

如果你的生活圈子很封闭，很少离开县城，不去省会，周围人也鲜有用正品的，那么你接受并认可山寨的概率是极高的。

大多数N字假鞋，都来自福建莆田，很多N字假鞋的代理商渠道比正规品牌完善N倍，一次经销商大会，就能收款上亿。甚至在一些地级市出现了真品被消费者认为是假货的情况，因为假货提前两年就进入这个市场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个问题：正品如何补足自己的短板，来真正适应中国市场。

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市场分裂成了无数层，少数几层，接近发达市场，但绝大多数还是野蛮的市场，不能用西方商业理论一言以蔽之，更需要对本地市场的深入理解。

十

在一二线城市，连锁品牌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至多只能覆盖到人口30万级的县城，县城里品牌化依然是非常原生态的。

这就是一片万亿级的市场，谁能够用最有效的方法在这里组织起品牌，谁就能做大。

如下图：全县TOP 20的餐厅，没有一个品牌。

中国连锁业态应该放弃饱和市场，真正重视并进入下沉市场，并改变基于大人流模式的加盟方法，定制出适合几十万人保有量的县城的模式。

换一句话说，品牌的战争，只打了上半场，好戏还在后面。

服装连锁业态中，海澜之家，柒牌，七匹狼已经锚定了县城的高端品牌，很多县城的高收入人群，逢年过节必须买一套以上三个牌子中一个的西装，而售价可能是上万。

酒店产业中，一般带有“国际”“时代”“皇家”就是县里的高档酒店，一定要金碧辉煌，一定自带洗浴中心。在大城市，如家汉庭被认为是最廉价的酒店，放在全国看，这是大错特错的，商旅不一定是五星酒店-机场的路线。县城到另一个县城做买卖也是商旅。大量的私人小旅馆依然存在，100-198元一天的价格区段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100以下也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尚客优”是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强的，已经形成了中国第四大酒店集团。

十一

广阔天空，大有可为；此文仅为冰山一角。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进击波财经（ID：jinbubo），作者：沈帅波。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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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房价居高不下，买房已成奢望，租房就成了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唯一选择。但是，房租现在也水涨船高，于是，长租公寓的运营商成为了众矢之的。关于“资本推涨房租”“垄断房源”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本文转自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ID:iceo-com-cn）”，记者：李艳艳、编辑：王芳洁。

长租公寓哄抬房租的舆论声浪愈演愈烈。中介被架上刀尖，甚至出现言辞激烈的“内斗”及人事洗牌。8月17日，时任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在电话会议中称，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运营商推涨房租，“资本大幅进入长租公寓”是主因之一。他还放出危言，“长租公寓爆仓的危害性不亚于P2P，2018年是长租公寓的死亡之年。”

针对租赁市场中的房源竞争及中介高价收房行为，胡景晖一向以“敢说”在地产行业著称，并以我爱我家品牌代言人形象在行业发声。同日晚间，他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公布辞职消息，称“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自己“在关键时刻，被干净切割了”。我爱我家发表声明称，涉及“胡景晖炮轰长租公寓推涨房租”的言论系个人说法，不代表我爱我家观点。

自如、蛋壳公寓等长租公寓运营商，近两年来在资本市场大受垂青，关于“资本推涨房租”、“垄断房源”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据媒体消息，清华水木论坛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他挂出的位于天通苑的120平三居室，预期价位每月7500元，但在两家中介三轮抬价后，房租原地暴涨3300元，高达每月10800元。该网友称，两家涉事中介分别为蛋壳公寓与自如。

来源：水木清华论坛

蛋壳公寓品牌主管回应《中国企业家》称，上述房源及业主都不存在，帖子属于虚构，公司正在收集证据走法律程序，计划下周发公告澄清此事。自如亦回应称，该事件系不实传闻，不存在一线员工随意修改和哄抬价格的可能。截至发稿，《中国企业家》未能联系到该网友求证上述帖子的真实性。

8月17日，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北京银监局、北京市金融局、北京市税务局等部门集中约谈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明确提出规范住房租赁企业行为的“三不得”“三严查”。

在约谈会上，相关部门对住房租赁企业提出“三不得”：

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

不得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

不得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同步对住房租赁企业启动了联合专项执法检查，并提出“三严查”：

严查不按约定用途使用融资资金的行为；

严查哄抬租金扰乱市场的行为；

严查不按规定进行租赁登记备案的行为。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住房租赁企业的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各部门将从严处罚，联合惩戒。

针对上述约谈内容，胡景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住建部门需要在各地迅速建立房屋住宅租赁指导价，每个月发布一次，向全体老百姓发布。第二，凡是异常于政府租赁指导价的交易，允许老百姓举报或者政府监察，一旦查到，一查到底，该惩罚谁惩罚谁。第三，住建部和“一行三会”尽快建立长租公寓资本介入的监管体系和方案，不要让他们胡来。

房租跳涨：长租公寓成推手？

围绕房租暴涨的话题正在刺激公众紧张情绪，据（链家）贝壳研究院统计数据，2018年7月，北京每平米月租金为91.5元，环比上涨2.2%。我爱我家集团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7月，北京住房租赁月租金均价为4902元/套，环比6月上涨2.9%。中房协实时数据显示，北京近一月实时每平方米月租金为93.79元，环比上涨1.58%，同比上涨19.78%。上述机构的同比增幅数据皆在20%左右。

一线城市的房租整体涨势非常明显。据中信证券，2018年7月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租增速处于过去五年高位，尤其在过去一年来，其平均租金涨幅达到20%。其中，北京2018年7月份房租环比上涨2.63%，同比上涨21.89%；广州市2018年7月房租环比上涨2.92%，同比上涨21.64%，均处于过去五年间的较高水平。环比方面，今年7月，某些热点地区房租整体涨幅甚至超过10%，如北京五六环、深圳福田区等地。

原籍河北的李晨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租住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自如友家。本着经济实惠、交通便利及安全性原则，她合租了某中档小区一套四居室的次卧，面积近13平米，租金每月2390元，加上服务费后接近2600元。今年7月，由于上班地址调整，她打算搬到西三环区域，却在找房这件事上犯了愁。

7月中旬开始，她先后在地铁线上筛选距离公司半小时地铁的链家及自如房源，这才发现不到10平米的次卧，租金普遍在3000元以上。此外，可选择的房源数量相比去年少了很多，且距离地铁直线距离大都超过1千米。

更令她惊慌的是，自己原本居住的小区，过去一年来的平均单价已经跳涨500块。她找到自如管家测算，发现自己居住的这间次卧，目前市场行情在3300元上下。互联网广告公司工作两年，李晨的工资收入从每月5500块上涨到8000块左右，但持续上涨的房租压力加之物价水平，仍让渴求保持生活质量的她稍感吃力。

对于年轻的上班族而言，交通及装修风格成为租房考虑的重点因素。也正因此，发源于链家的长租公寓品牌“自如”，进入更多人的租住视野。前述自如员工对《中国企业家》称，诸如李晨这样的租赁需求在北京市场占百万量级，而其中的6成需求由自如满足。在我国，长租公寓主要包括分散式及集中式两种，规模最大的企业分别是自如和万科泊寓。自如方面表示，长租公寓行业目前占整个房屋租赁市场的比例不足5%，不具备影响操作整个租赁市场价格的能力。另有数据显示，其市场占比仅为2%左右。

资本注入：补血还是噬血？

“天通苑高价租金事件”中，当事人将资本力量与高房租推至对立面，称房屋中介高价抢房随后转租赚差价的行为意在“吸干年轻人的血”，从而引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讨论情绪。这场关于部分长租公寓是否拉高房价的讨论中，不仅聚集了围观群众的参与，更在参赛竞手中产生意见分歧，并牵出行业内战。

8月17日，胡景晖在电话会议中表示，以自如、蛋壳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以高出市场价20%—40%的价格争抢房源，导致售房成本直接上升，这一行为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就此言论，自如CEO熊林回应《中国企业家》称，“无理无据”。蛋壳公寓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对此不予置评。

来自北京链家的员工王帅，负责朝阳区域某片区的自如租赁业务已超两年。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在收房时，自如给到业主的租金跳涨幅度一般不会超过250块/套。在与其他竞手争取同一套房源时，每次报价的上涨幅度则在二三十块左右，且要经过公司严格的价格测算程序以及最快一天的等待时间。

公开资料显示，自如今年初宣布完成40亿人民币A轮融资，由华平投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腾讯3家机构领投，华晟、融创中国、泛大西洋投资、源码资本、海峡、新希望等机构跟投。其估值逾200亿元，刷新中国长租公寓行业单笔记录。今年6月，蛋壳公寓也宣布完成7000万美元B+轮融资，由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领投，B轮投资方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榕资本、愉悦资本、酉金资本、元璟资本跟投。此前，蛋壳公寓于2月底完成1亿美元B轮融资。

资本加持作用显而易见。自如、蛋壳公寓等长租公寓运营商开启规模战，正向一二线城市加速布局。比如，目前自如已经进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汉等九个城市。熊林表示，2018年上半年自如管理公寓超过70万间，今年的目标是突破100万间。7月31日，自如(深圳)城市总经理郭伟提出，未来3年在深圳总运营达30万间的新战略目标。

自如的规模扩张与业务拓展依赖于投资者的真金白银，另一方面，自如服务场景中与用户产生了大量“接触点”，其潜在经济价值也为投资方所青睐。但并非所有接受投资的长租公寓运营商都能拥有好运气活得长久，租金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盈利模式模糊等难题至今仍未“解套”。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2017年，有5家长租公寓运营商或品牌在洗牌中出局，长租公寓领域的融资额度也明显下降。国内最早一批进入租赁市场的“元老级”品牌之一Color公寓，曾在2015年底完成1600万人民币的A轮融资，也在这一年宣布告别。

“市场或许无法承受如此不理性的发展。”在胡景晖看来，高价收房是在“干傻事”，长租公寓重装修、N+1出租模式加剧租房价格上涨，长租公寓企业一味满足资本市场胃口，完全破坏正常房屋租赁市场，“2018年是长租公寓的死亡之年”。房租全线上涨背后，长租公寓面临的资金压力与日俱增。“若长租公寓资金链断裂，收不到房租的业主将会驱赶承租人，成百上千万租客终将露宿街头。”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大量资本进入的是存量改造，存量改造本身并不新增供应，只是通过升级或者分割获得投资溢价，这种轻资产模式很容易出现局部区域垄断，并叠加对同区域普通租赁业主定价的影响。“以小区可比租金价格，包括自如等房源租金，比普通租赁房源价格要高30%以上。”张大伟称。

近期，新派公寓CEO王戈宏在接受腾讯采访时称，资本进入长租公寓市场，会让长租公寓不会急着通过大幅度提高租金来实现短期盈利，而更好地通过合理租金和优质服务去获客和扩大市场。他否认了资本推动房租上涨的说法。“（二房东）本身从房东手里拿房成本就不低，加上装修、运营、维护等成本，基本无利可赚。”

根据公开资料，自如自2011年成立以来，仅在北京实现微利。胡景晖称，我爱我家旗下长租公寓品牌“相寓”为盈利状态。“资本可以进这个行业，但是要守规矩，不要跑偏。”胡景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房租跳涨前景：供需缺口承压

8月17日，我爱我家发布公告与胡景晖的言论“撇清关系”。其声明称，导致近期房租上涨的原因是多样的，CPI、供需矛盾、人口对租住品质需求提升、传统的暑期租赁旺季等是近两个月来房租上涨的重要原因。胡景晖在朋友圈中多次转发该声明。

在（链家）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领看来，北京等一线城市房租年年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供不应求。而7、8月份房租比一年中其他时间涨幅要高的原因，则是因为毕业季。此外，从2017年末开始外围城区不符合居住要求的违规建筑、群租房等被清理，导致需求向内城转移。

中信证券研究显示，北京二手房同比价格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6月份出现连续九个月负增长，环比也保持了连续9个月的负增长。上海二手房价格连续8个月出现下跌。但租房市场则是冰山另一面。

上述机构分析称，从供需角度分析，租赁的供给和需求均面临一定压力，供需缺口造成房租客观上涨。“房屋租赁市场在供给和需求端各自存在三道缺口，租赁市场的待培、限价下的转租为售以及违建拆除导致供给端难以放量。另一侧，购置需求的挤压、毕业生刚需和租房消费升级的大势积攒了大量租房需求，租房市场的供需失衡使房租上涨具有一定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从房租和房价的相对涨幅来看，租房合约的价格黏性使前期高房价向房租的传导滞后，使房租补涨。房价趋稳下业主减少租赁投资，进一步导致房源紧俏。此外，非市场因素如租赁中介资本介入，短期局部性炒高房价也使租房价格被动抬高。

但克而瑞高级分析师崔秀程则认为，中介机构的炒作能起多大作用，还依赖于各自对市场垄断的程度，其影响的可持续性有限。

思源机构市场总监郭毅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此轮“房租暴涨”热潮，与机构模式之争造成利益冲突有关。“住宅市场的限购和租赁市场的房租上涨一直是联动关系。随着调控执行的松紧程度，会对租赁市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核心。”

郭毅还表示，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确实成为客观推手，但在不同业务板块所呈现的情况不同。 “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对中介去明确标准，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做的，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是不规则的。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政策部门）会处在一个被迫应对的状态，等房租出现泡沫状态再去遏制，就会很困难。”

胡景晖称“一个人在战斗”

8月17日下午，我爱我家声明称，胡景晖“炮轰长租公寓推涨房租”等言论与我爱我家无关。胡景晖转发该声明并称，“我是一个人在战斗”。8月18日上午，胡景晖宣布辞职我爱我家副总裁，称链家董事长左晖一个电话，其被谢勇辞职了，因为“左晖两次联系谢勇要求管管胡景晖”。

“老谢说，左晖给他打电话了，说要管管我，不然就让链家全面在舆论上跟我爱我家开战。这是老谢当着我的面说的。但是老左是不是真的这么说的，我现在也有点存疑了。”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胡景晖如是表达离职细节。他口中的“老谢”指我爱我家董事长兼CEO谢勇，老左指链家董事长左晖。

17日下午，左晖发声明称，对我爱我家内部事情没有任何观点，希望我爱我家能够披露胡景晖离职的真实原因。

来源：左晖关于此次事件的声明

根据左晖上述声明的微信截图内容显示，谢勇通过微信及电话联系左晖，沟通了三件事：不希望行业内斗，希望公司高层保持及时的信息沟通；我爱我家不支持胡景晖对媒体的表达，且不赞成胡景晖的观点；不满意胡景晖一再有损上市公司形象的行为，在和我爱我家原董事长沟通胡景晖在我爱我家公司的工作安排。

今天凌晨，胡景晖在朋友圈称，要在上午10点召开“胡景晖个人媒体沟通会”，“揭晓所有真相”。胡景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他在昨晚跟左晖通了半小时电话。“左晖说，老胡你认识我20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以人格担保，没有主动联系过我爱我家的高管。”

在上午的沟通会现场，胡景晖说，“我离开我爱我家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外面海阔天空。”他提到自己曾在去年得过重度抑郁症，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后来被医生证明身体恢复，但这也成为他被“出局”的一个借口。胡景晖说，他特别喜欢一部美国电影。“所有的刺杀都会被塑造成一个孤独的疯子。所以肯尼迪怎么死的，今天还是一个悬案。”

胡景晖回忆称，自己被公司“切割”的主因，或许与一个月前跟我爱我家前董事长刘田索要股份等补偿有关。“他一而再再而三躲我和推（脱）这件事情”。胡景晖说，“他回新西兰的时候，我给他发过一次微信，我说不念过往，不惧未来，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

“原董事长（刘田）认为干掉老胡就没有人再跟我要钱了，谢勇可能认为，干掉老胡就没有人功高震主了，所以在那一刹那他们成为了一致行动人。也许老左只是一个借口，也许老左只是一个本不存在的借口。”胡景晖说，“真正想办我的很可能是谢勇本人。”

“我很伤心。”胡景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他关心的是，离职这件事被披露出来后，我爱我家六万员工会怎么想，礼拜一的股市会是什么样的表现。“我不会报复任何人，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

谈及接下来的职业规划，胡景晖称，将会继续无偿扮演好“中国房地产经纪从业联盟主席”的角色。此外，“我会高调进入投资界，三个月以后景晖私募基金的开业酒会将在利兹卡尔顿举行。”他还表示，“我本来想在2020年4月份我爱我家完成5亿、6亿、7亿的对赌，2020年4月份审计报告出来，2020年5月份我拿点撒仨瓜两枣破股份。解套以后，再实现我的个人梦想。但是谢勇把这个时间表大大提前了。”

“这个月以来发生的林林总总，逼我想到这一步。”一切似乎早有安排。胡景晖回忆称，在6月底58成为我爱我家第二大股东，完成交割大概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了”。胡景晖否认自己的离职结果与58有关，他相信姚劲波。“姚劲波今天上午第一时间跟我通了电话，他都很惊讶，证明这一切的事情跟姚劲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采访过程中，胡景晖多次跟记者强调，他跟左晖是朋友，前几年自己没得病时，他们经常在奥体一块踢球。所以左晖今天发的声明，“我基本上也是信的”。但他随后称，“我并不认同今天贝壳和自如的做法，那是另外一回事。”

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出生的胡景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专业，2001年12月至今任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2018年4月9日起任昆百大副总裁，负责北京和全国的市场与战略研究，企划与品牌、业务推广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

截至发稿，谢勇方面未对胡景晖的相关言论予以回应。胡的离职举动，左晖的声明，姚劲波的表态，皆为这场焦灼的中介内战增添了几分暗影。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子弹财经”（ID：wwwhygc），作者 杨博丞。36氪经授权转载。

1.最早的苹果产品只从普通手机店分销

2.苹果销量的确在下跌，但对分销商来说无太大影响

3.骗保事件让苹果更改在华保修政策

4.电商双十一实为业内人的狂欢，三分之二产品重回渠道商

5.手机厂商清库存基本都被回收商垄断

6.为了生存，经销商们别无它路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中国从未是其看重的市场之一，即便销量在突出的iPhone 4时代，他也从未做出像库克一样的举动——重视并多次出访中国。

当时的苹果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俯视着拥抱它的子民们。其中不乏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手机厂商。

雷军说，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但马云又说，风口过了摔死的都是猪。的确，在雷军和马云口中的金句，真真实实地在苹果经销商的身上应验了。

1月4日，苹果股价下跌近10%，收盘报142.19美元每股，创下了自2013年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受此影响，苹果市值跌破7000亿美元。

而在5个月之前，苹果股价盘中上涨超过2.7%达到每股207.05美元，成为美股历史上首个市值站上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短短百天，苹果市值从1.12万亿美元滑落至7000亿美元之下，市值蒸发超过4300亿美元。

苹果CEO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库克甚至用到史无前例来形容当前中国市场对于苹果业绩的冲击。

对于苹果股价的下跌，外界多种声音不绝于耳，大多数的声音依然是：苹果缺乏创新，价格定位盲目自信，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苹果了。

如果一名消费者不喜爱苹果产品，那么他可以选择购买其它产品，但有一群人的命运被牢牢地栓在了这颗“苹果树”上，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地摇晃这颗树，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瑶下来的究竟是辛苦钱还是一颗真实的苹果。

01.

很多人对苹果的认知是从2010年的iPhone 4时代之起。在此之前，更多了解苹果这家公司的人，大多是从事设计职业的。

赵赵是一名从事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她在2005年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对于记忆中第一次接触苹果产品，给她的印象是从未见过一件像艺术品的电脑。

“2005年，那是我从业的第一年，很少人知道苹果产品，因为那时只有苹果电脑和iPod。”当谈起这段往事时，许志豪依然很兴奋。

如今35岁的许志豪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业内大家称他为豪哥。相比他的老家河南，北京在当时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向往。

当「子弹财经」问他，如果当时不是2005年，而是现在，你还会来北京吗？许摇摇头说，“或许不会了。”

“我很感谢北京，也很感谢苹果，是它们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但说实话，这活太苦太累，还要承受着压力。”许志豪在北京足足打拼了14年，现在他的分销线在全国有10多条。“现在的业务线比较多，除了苹果还有其它国产手机。”

可以说，许志豪经历了手机行业的变迁与发展。正是在手机行业十多年的拼杀，让他在北京安家立业。

“让你们做真的未必能行。”

“我们可以试试。”

“算了吧，真的别试。”

许志豪有一股冲劲儿，更有一股冷气。“我觉得你像一个杀手，随时可以让敌人毙命。”「子弹财经」开玩笑地说。

“或许是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喜欢拖泥带水的干活。”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对于狮子座的他来说的确有着狮子般的勇猛和杀气。

“最近也听说了媒体都在说苹果不行了，但我觉得没有说的那么惨，现在发往全国的货每天都有基本一车，大概两三百箱左右的机器（苹果手机每箱10台）。”

按许的说法，几乎每天都会有大概2000-3000台机器被分销到全国各地。

许志豪并非只做发售，他同时在做的还有新机回购业务。“回购的价格要比发售出的机器便宜100-200元，现在的利润并非很高，而且溢价也小了。”

2010年，是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个转折点。正是凭借iPhone 4让苹果一炮而红，同时红了的还有许志豪。

当年，在iPhone刚刚进入中国的2009年，许志豪对苹果也没有那么的上心，他觉得苹果不会轻易撼动手机界老大哥诺基亚的地位。

虽然以苹果做为主营业务，但他依然在卖其它品牌的手机，而对于iPhone 3GS他只是象征性地进了一些货。

“因为当时iPhone 3代在国内没法用WiFi，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搞到国外版本的iPhone 3代，当时我很惊讶觉得为什么苹果这么贵还有人会买，并且那时候国内的流量并不便宜。”许志豪很不解地说。

在苹果零售店盛行之前，多数的苹果设备都是依靠这些店销往全国

在当时，一台iPhone 3GS 16G国行的价格为4999元，在如今看来iPhone 3GS的价格却是如此之“平民化”，毕竟现在一台中端配置的iPhone XR 64G价格还需6499元。

在拥有苹果笔记本4年后，赵赵在一位国外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而她购买的理由却是，“当时没有一款手机拥有这样大的屏幕，并且不需要键盘，很简约。”

的确，苹果改写了手机需要键盘操控的历史，让智能手机真正摆脱束缚，只需触摸屏幕即可完成任何任务。

通过许志豪购买iPhone的客户越来越多，索性为了更好地介绍苹果手机，他没有使用苹果的演示机，而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这一买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确是很好用，很多手机都需要手写笔，iPhone不需要，并且触控很灵敏。”

02.

2010年，iPhone 4正式发售，这时的苹果已在北京三里屯和西单分别开设了两家线下零售店。

“排队超过400人，太疯狂了。那可是冬天啊！”北京的一位果粉向「子弹财经」讲述了那个颇为震惊的场面。“据说当时三里屯店的机器只有300多台，后边的已经没有机器了。”

“iPhone 4给我们的机器也很少，只有五箱，五十台机器，这已经很多了。”许志豪双手岔开比划着说道。

许称，当时分给国美和苏宁的机器更少，一个店大概只有两箱机器，但预约的人数有几百人。“怎么可能供的过来。”

对于缺货的原因，当时外界更多人知道的只是苹果在故意玩饥饿营销，以提高溢价空间。

“其实并不是那样，是因为富士康产能跟不上，那是苹果第一次尝试新工艺Retina屏，良品率不达标，并且当时只有深圳富士康一个工厂，需大于供。”陈东向「子弹财经」讲述当时的状况。

陈东现在也在做着手机生意，只是对于他以前的历史仍然历历在目，陈原先在苹果的国代公司神州数码负责苹果手机分销，从iPhone 3GS时代开始，神州数码一直与苹果紧密贴合。

陈东向「子弹财经」透露了当时的情况，“分销商的确很多，但那时候都没货，很多下游经销渠道都在加价卖。”

苹果的分销级别分为国代和省市代，国代一般代表国家级分销商，例如神州数码、佳杰、长虹佳华、方正世纪等；省市代一般为省或直辖市级分销代理，例如国美苏宁这些家电卖场；而更低端的则为区域代理，即普通渠道商。

“就连当时的国美苏宁也是找这些国代来拿货，因为他们没有苹果直接的分销权，不能向苹果直接拿货，得先经过国代，定价权在国代。”陈说iPhone 4发售时，溢价超出了他的想象。“国代本身就是带溢价出货的，国美苏宁他们在拿货不可能不赚钱，他们更要加溢价。”

当时，一台iPhone 4 16G的价格为4999元，而它的溢价大约在1500-2000元之间，就连一台已经使用了半个月的二手机器也能卖到4999元的原价。

李军是一位混迹于中关村的渠道商，他和许志豪一样来自河南。从2010年开始转战苹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功能机。“4代发布会结束后，很多同行都说今年要炒苹果，我听了后赶紧定了几箱货，并且雇佣了一些黄牛去下线店排队购买。”

2010年，中国还未被苹果列入首发国家，如果购买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官网直接购买，另一种则是现场排队购买，并非今天的预约式购买。

“因为苹果和国代签约了，分销数量也都有约定，即便不是省市级代理去炒货他们自己也会炒，但谁知道苹果的供货不足，导致了尴尬的局面。”陈东一本正经地说，仿佛他仍在国代做着本职工作。

按照陈东讲述的意思，当时iPhone 4之火并非人们熟知苹果这个品牌，而是因为分销数量的约定，让国代不得以而为之，加之物以稀为贵，货少自然就会导致价格出现溢价。“在当时购买的人群中，三分之二都是黄牛，他们的上家分别来自中关村和木樨园。”

当风口吹起来时，任何人都能在风口一跃而起。

许志豪激动地在诉说着当时的状况。“购买的人简直太多了，电话从上午打到晚上，可货就那些并且都是溢价出售，那也有很多人买。”

许当时进的五箱机箱机器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而当时的溢价一台超过7000元，这一天他的纯利润进账10万元。

即便在2011年的春天，iPhone 4的溢价依然存在，只是一台比最初少了1000元。

“火了，真的火了，买机器到贴膜买壳一条龙服务。”李军兴奋地向「子弹财经」说道。

2011年初，在钢化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张塑料贴膜和手机壳售价为50元，而进价分别为0.8元和0.5元，但不要小看这些配件，他们一天为这些商家带来的纯利在5000元左右。

“女性买这些占比一半以上，比男性更多。”这是带给李军最直观的现象。

同时，iPhone 4带来收益的好处并非只有做正规国行的商家，更多水货商也因此发家。

“我记得2011年中，那时托人从香港进了一批机器，有港版也有美版，但美版基本都有锁（网络锁），但是真便宜，比国行便宜2000左右，一台利润也基本有600-800元。”徐辉这条好汉，并不想提起他当年的勇。同样，他也在北京打拼了几十年。

之后的几个月，水货机开始在国内盛行，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它比国行更便宜，并且同样可以用国内运营商的网络。

李军在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但由于自己从事的是正规苹果的代理，不能知规违规。他只好让他家里的亲戚来从事这个生意。

“解锁很受欢迎，解一台50元，因为有锁机过来不能直接插卡用，得越狱后进行解锁才能用。”那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解锁是什么，也并不熟悉它究竟是怎样被解开的，更多人的心理是终于能拥有一部苹果手机了。

许志豪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群效应”，相对于羊群效应，它传播地更为广泛，甚至连二三线城市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购买它。“其实你说是国人爱慕虚荣吗？我觉得有一些，但不完全是，还是因为别人没有但你有。”

或许，许志豪的意思是，苹果拥有足够的创新力，推翻了一成不变的手机市场。

毕竟在当时，除了诺基亚、三星和摩托罗拉，在国产手机中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的确，在2010年和2011年，苹果大肆进军中国市场，全国“大扫荡”就此展开。

就在苹果在中国市场一战成名后的第二年，oppo并没有开始模仿苹果，而是推出了类似诺基亚N97的机型X903。

一年后的2012年，雷军创办了小米公司，举起了中国互联网手机的大旗。而后，华为独立荣耀品牌，也开启了互联网手机销售新模式。

但，在这些从事代理或渠道商们的眼中看来，小米并非是第一个通过网络发售手机的厂商，第一个在中国利用互联网卖手机的人是苹果。后来，小米从线上转战线下，多种操作路径都与苹果相仿。

03.

iPhone 4的出现，让许多国人认识了苹果。

苹果在其手机发展史中共有四次关键的转折点：第一次是iPhone 4时代，第二次是iPhone 6时代，第三次是iPhone 7时代，第四次是iPhone X时代。

从火爆到低温苹果走过了十年，正是这十年，让这些从事苹果生意的人从风口上起来，又跌落到风口之下。

他们也很痛苦。

2012年，苹果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联手富士康在河南郑州设立生产基地，投产后，苹果手机供应不足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同样在这一年，苹果爆发了史上第二次质量门事件，手机后壳脱色掉漆。而第一次事件则是众人熟知的iPhone 4信号门事件。

“也有客户找过来的，但我们毕竟只是经销商能做的也有限，只是说有问题找苹果售后解决。”许志豪说起iPhone 5代掉漆事件满肚子怨气。但最终苹果方面也未就该问题给出最终解释，客服统一口径地说，外观问题不予保修。

2014年9月，iPhone 6系列发布，同样它未在中国首发。但却成为了苹果在中国销量历史上的最高峰，达到1.7亿部。“只有6系列能与4代相比，其它几代都不行，包括今天的iPhone X。”许志豪说道。

在那一年，许志豪出货的iPhone总量达到约百万部，其中iPhone 6系列占下半壁江山。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发售当天忙得不可开交。“从七点多开始电话不断，五个兄弟齐上阵一起打包发货。”

闪送流行于2014年，其实多半是苹果发售为他们带来的客流。

据常驻中关村的刘师傅讲，从2014年入行起，他几乎每年的秋冬都会来到中关村，似乎这已成为他亘古不变的约定。

“同行们都会在群里提知会苹果什么时候开卖手机，早上六点起来直奔中关村，距离近的话往返中关村基本要小十趟，远的话就四五趟。”同样，与刘师傅相比，赵师傅在2015年入行，不过他最长居的地方是木樨园。

iPhone 4时代起，中关村及木樨园汇聚了大量商家

正是在苹果手机发售的这一天，闪送的师傅们便会像一只只蜜蜂从丰巣中飞向不同的地方，最后又回到丰巣。爆单是在这一天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军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就拿去年iPhone XS系列发售来说，真的叫不到单，闪送、达达、美团齐上阵，叫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人接单。”

但紧接着，李军叹气道，“苹果现在越来越不好干了，去年的XS Max至今总共才卖出去一百多台，这在往年是无法想象的。”

据李军和许志豪大致统计，在渠道端iPhone XS Max的销量位居新品第一，其次是中端机型iPhone XR，最差的则是iPhone XS。

许志豪说，“因为XS和X没什么太大区别，不像Max和XR都有双卡。”

许志豪向我们透露了大致数据，他去年所销出的iPhone不到百万部，相比iPhone 6时代的百万部天差地别。

而李军并未向我们透露数据，只是说去年靠卖苹果手机的销量比前年少了大半。

去年底，中关村开始淘汰落后产业，鼎好电子城是最后一个搬迁的。从2011年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开店的李军很是不舍，现在他搬到了距离之前50米的e世界，这里是许多原先鼎好电子城商户的聚集地。

李军没有退路，摆在他面前的是家中的老人和7岁的儿子，压在他肩膀上的唯有努力与责任，他只好咬牙坚守着这个职业。“即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回退，我还有这帮兄弟陪着。苹果的形式也就这样了，卖卖国产机收支还能达到平衡及盈利。”

开年过后，李军忙碌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客户从购买苹果转为了购买国产手机，华为、小米、OV、一加成为了他销售的新主力军。

徐辉是一家手机店的老板，他在2013年开始经营手机生意，至今已有六年。与许志豪和李军不同，他的主营业务是维修和以旧换新。

2013年，中国315晚会痛批苹果在中国大陆地区执行与国外不同的售后双政策，此举引发众多消费者的抵制。

苹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中国更改了售后政策，由原先的不换后壳改为整机更换与重新质保。

而这，为一些骗保组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年，徐辉在业内听说，可以利用苹果售后漏洞，将一台在保的苹果二手机通过官方渠道更换为一台全新售后机。从此，徐辉的“发家政策”显得轻而易举。

那时，一台iPhone 5S的回收价约为2700元左右，去售后换机的成本约为150-200元，由此一来，换出一台新机的成本仅需约2900元，直接售卖便可卖到约3500元左右。

而当时，市面上的全新iPhone 5S价格是4999元，即便从渠道拿货，价格也在4000元以上。

因此，这一举动在业内人尽皆知，甚至发展成了骗保组织，专职从事换新，一些中关村商家也开始利用换新机充当全新机对外售卖，谋取利益。

而这些骗保组织，经常蹲守在一些苹果零售店门口，他们手中提了一箱要保修的iPhone，然后轮番上场去天才吧要求维修售后维修。

“去零售店换新的一般是黄牛，肯定不是经销商或者维修商，他们基本都去授权店直接换。”徐辉口中的授权店便是苹果指定的授权维修商，在这里维修的服务与流程和苹果官方一致。

“因为都是同行比较熟，一般会直接开单换机。”在换机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曾经，授权店成为了另一部分人的天堂，而换机“重灾区”非百邦莫属。

当时，百邦一些员工与中关村或深圳华强北店家串通，形成了上下两级换机网络，换机成功便可获得“换机辛苦费”。

据一位曾在百邦工作的员工透露，换一台机的费用大概是200元，如果一天换了10台，那么就是2000元的利润。“在利益面前谁会想那么多啊。”

从2013年起，苹果中国的售后政策与美国同等，只要iPhone没有故意破坏迹象，官方售后便会直接换新，但这个政策活生生的被中国骗保组织玩坏，苹果不得不调整在国内售后策略，由只换不修改为了只修不换。

对于换机，一身正气的许志豪向「子弹财经」吐槽，“中国一些商家的做法玩坏了游戏规则，最后影响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本来换机是挺好的一件事，现在可好，光返厂修机就要20天。”

目前苹果在中国建立了新的售后机制，经过这些调整后，据苹果公布的数据显示，iPhone在中国售后欺诈行为占比在30%-50%之间。

04.

“现在管控越来越严，没法做了，很多机器都是修，这样就得压钱，但也可以有部分利润。”徐辉对「子弹财经」讲。

徐现在依然在做着这些生意，只是利润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店里都没几个人了，放在两三年前都不是这样。”

往常年底，都会有大批企业找到许志豪来采购年会所需的手机、平板和Mac电脑，但今年他发现来采购的企业越来越少了。“苹果最风光的时候已经不再了，去年连企业采购的人数都少了一半以上，冬天不好过了。”许志豪无奈地说道。

身处中关村的李军也有同样的感受。“一般是11月、12月两个高峰期，因为企业大多是在这时候办年会，采购的也会多一些，今年就光中关村地区已经没几家来采购了。”

在中关村，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搬离，原因是房价租金即将上涨，同样是中关村，ofo没能逃离厄运，甚至一度靠卖固定资产度日。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3%至14.2亿部，首次出现年度下滑，手机行业整体趋冷。

这些机器均是电商渠道的直供货

但在双十一，京东、天猫、拼多多手机销量在迎辉煌，各大手机厂商竞相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晒战绩，丝毫看不出手机行业整体趋冷的态势。

“实际没有那么多销量，你要知道双十一大批的货从国代放出去，最后经过电商又回流到了我们省市代。你说数据是真还是假？”许志豪抛出了一个问题。

不单单是许志豪，李军和徐辉在这天也异常繁忙。但不同许志豪和李军，徐辉在这一天忙着在天猫的各大电器商城和拼多多薅羊毛。

“京东现在没多少优惠，双十一价格比渠道拿货都高，没法搞，天猫和拼多多还可以，不过利润最大的还是拼多多。”在徐辉的战绩里，他从拼多多一次购买了十多台iPhone XS系列和iPhone XR，加上另外两个店里的员工也购买了几十台机器，预计利润在6000多元。“货到了直接交给渠道商回收，一台几乎200元没问题。”

讲起此事，李军却不以为然，他已经习惯了一切。“这有什么，每年还不都是这样？真正购买的消费者没有多少，尤其一台全新机买的时候七八千，我用二手机都不会每年都换。业内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流量。”

“除了厂商，每个人都是得利者。羊毛党从电商买回来直接发给我们，标签都还在，过了双十一能看见市场中几乎每家都在卖贴有京东标签的机器。”许志豪面无表情地说着这些，紧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这几年手机的确不好做了，买的人减少了许多，更多的是放给下游渠道的货。”

去年，许志豪的同行朋友问及他是否要接手一批国美手机，被他一口回绝了，他的确听说过国美手机，只是这个手机并没有在市场中卖出几台。

“国美手机没没多少渠道在卖，最后的库存干脆直接扔给其它商家了，有很多都在接手，比如爱回收、顺丰这些商家。”

除此之外，中国移动自家的手机也在清理库存当中，模式与国美手机的操作路径相似。

“你要说苹果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它的确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包括从体验到设计，现在国产手机做的也很好，我也在卖，甚至有的销量超过了苹果。”

当谈及苹果在中国没落时，许志豪也透露出一丝悲伤，毕竟他是靠苹果发家的，从情感来讲，他也爱着苹果。

“苹果是之前唯一有溢价的产品，也是目前为止最保值的产品。虽然说作为国人应该支持国产手机，但苹果的一些方面我们的确学不会。”

红时不捧，落时不黑是许志豪做生意的原则，无论别人怎样，自己仍然坚持着那份正义感，这在当今的生意场上并不多见。

“即便生意做不下去了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你选择了这行就要有敬畏心，也要坚持做下去。就像金立也坑了我不少钱，但最后能怎么样呢，生意不是还得做。”许志豪一本正经地对「子弹财经」说。

李军还在中关村e世界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天地。对于苹果，他觉得创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在人们对于手机的换机需求并非刚需了。

“国产机现在卖的挺好，但销量方面也放缓了，华为和荣耀的旗舰机买的人的确比苹果多了，但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多。”

许志豪说，华为mate 20 Pro系列之所以出现溢价，是与其绿屏门事件有关。“LG供应的屏幕质量出现问题，导致华为产能直接延后。跟iPhone 4一样，本身就没有多少货，买的人又多，溢价肯定随之而来。”

当然，Mate 20 Pro又催生了一些换机组织。“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可以换机，有收来的二手机直接去售后换新。”徐辉说道。

对于徐辉来说，生活摇摆不定，究竟是坚守还是撤退他想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在拼命坚持着。“靠苹果挣钱越来越难了，无论是售机还是维修，X系列的工艺越来越精湛，维修技艺不在是单纯的普通人都能修了，而需要的是一定的技术积累。”

如今，苹果在Mac电脑中升级了加密芯片T2，除了直营店或授权商以外的第三方将无法维修其电脑主板。

未来，苹果是否将加密芯片伸向手机或平板电脑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真是这样，那苹果主板维修几乎没法干了，只剩下换屏之类的。”徐辉无奈地说。这对于从事手机维修的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最挣钱的业务基本都来自于主板级维修。

“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不是太大，毕竟我们没有维修，而且也不像手机店一样频次不固定，到点我还是要发货。”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

的确，苹果的升级对于一些经销商来说并无大碍，甚至不伤元气。不过，许志豪最后说道，“明天不知道又会是谁倒下，但我依然会在。”

05.

苹果入华18年，iPhone入华10年。像许志豪、李军、徐辉这样的人，在北京或者深圳，诸多人与他们的经历相仿。

从「子弹财经」历经一天的访谈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时代、对于行业的感触与梦想。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经销商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比重较大，其次是河北和浙江。

对于常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个经销商，只是一个卖手机的普通人，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这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正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乃至国际手机品牌的变革与发展，时代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家的情愫与坚守、坚持与艰辛，就像农村人扎根于城市，他们有时的确是一颗钉子，但他们别无选择。

当谈及出路之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悲伤情绪。

他们大多数人现在的策略基本一致，在销售苹果手机的同时，也在销售苹果其它产品或其它手机品牌产品。多元化成为了他们的“领路人”，而未来，就像许志豪说的，无论谁倒下了，我都依然在。

这些经销商们大多把青春奉献给了苹果，但苹果回报给他们的却是沧桑。

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都讲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