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 预先布置的一次日资产业大罢工，也因经费问题而流产。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又因经费问题，曾引发许多革命同志被捕牺牲，并造成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工作难上加难。悬案重启事隔18年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便重启了“特别经费失踪案”的调查。可见，该案在中共心中的分量之重。▲林伯渠旧照1949年11月，华东局的公安部和社会部接上级机要通知，将“特费”案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命令后，立即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一个“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主要负责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地区我党我军未破的所有悬案积案，而“特费”案则由第三组负责调查。第三组由侦查组长蒋文增领导，另有侦查员徐某某、胥某某、邬某某等进行配合。接案后，当蒋文增调取转来的卷宗时，却傻眼了。
因为，卷宗袋中仅有两页纸的材料说明。但是，既然已经接了工作任务，就必须完成。于是，蒋文增等人讨论后，决定找当事人林伯渠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三日后，蒋文增等人抵达北京，并见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虽然，林老日理万机，但一听说是调查“特费”案便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接见了蒋文增等人，并提供了一条线索：当初的第一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而当初的高自立同志曾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并在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又任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现今的国土资源部长。
追踪线索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担任东北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得到线索后，蒋文增等人又从北京赶往沈阳，虽未见到高自立却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警卫员小秦，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接着，蒋文增等人又赶往十三兵团驻地广西南宁，并从小秦口中得到了下线交通员的线索，通过顺藤摸瓜，终于查明倒数第二位下线交通员名叫刘某某。
很快，蒋文增等人就找到了刘某某，刘某某说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所以记得比较清楚。据他回忆，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点多，他从金华来的上线交通员手中接收黄金后，不敢耽搁，立即起行，于3日上午七点抵达松江，还顺便在车站旁的小吃摊吃了早点。随后，他就去了“汉源栈房”，并见到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但对方手中有“快”字信物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
因此，说明对方就是自己的下线交通员。线索中断据刘某某说，住进“汉源栈房”的第二天下午，他在客栈门前看到一个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衣黑帽的男子，正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店，而竹行先生则是他与下线接头的暗语称呼。于是，他认定来人就是接头的下线，并上前搭话。随后，黑衣人来到了刘某某的房间，两人对上暗语和“快”字倒数第二个笔画“撇”的信物后，他收下了“撇”的信物，并将黄金交给了对方，而对方提着装有“特费”的小皮箱，却是不道而别。
▲曹家渡桥旧照虽然，刘某某感到有点奇怪，但他并没有想太多，毕竟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差异。不过，总算给自己的地下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拿到黄金的黑衣人又去了哪里，为何没有将黄金送去临时中央？蒋文增等人再次险入了迷茫，似乎线索到此已经中断，又该如何去查呢？陷入死局1950年2月1日，蒋文增等人再次来到松江调查。
但是，时隔多年，又处乱世，当年见过神秘黑衣人的账房先生也没有了印象。至此，案件似乎陷入了死局。为了打破死局，蒋文增等人再次找到了刘某某，并耐心启发他回忆当时交接中的异常现象。刘某某再次陷入沉思，并提出一个疑点。交接过程中，他无意中在黑衣人打开钱包时，看到里面夹着一张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而当时松江城这样的小地方，非常罕见。
而且，本地的客栈老板和账房先生都不认识这个黑衣人，基本排除这个黑衣人是松江本地人的可能。同时，按照常理，交通员完成这样的特殊地下任务，一般都会提前数日入住接头客栈，几乎很少有临时来接头的现象，这也太不谨慎了。而黑衣人向账房先生打听自己的举动，明显就是临时来接头的。同时，如果黑衣人在松江城有亲戚或朋友，一般外出都会有人陪同，毕竟是远来的客人，但黑衣人却是一个人。
